文｜陆弃
当地时间10月1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军方、检方和国家安全部门展开刑事调查，查明纪录片《NAZA》中24名匿名受访者的身份，并对相关人员采取法律行动。这部纪录片由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谢尔·瑟尔制作，通过采访以色列军方及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空袭等争议。影片9月在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并获得评审团特别奖，随后在以色列引发激烈争论。内塔尼亚胡指责影片内容虚假、误导公众，损害国家安全和国际形象；导演则称采访经过核实，制片方必须保护受访者身份。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一部纪录片已从战争调查作品演变为法律、军事与政治相互交织的公共事件。
这场风波的核心，首先是战争中的证据应当如何被对待。纪录片所呈现的内容涉及军事行动的决策过程、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以及平民伤亡究竟如何被评估。由于相关信息可能触及军事机密，调查部门有理由核实是否存在未经授权的信息披露；但如果受访者是在揭露可能涉及违法行为的事实，调查的目的与边界就必须更加明确。查明信息来源是否违反保密义务，与判断其所揭露的军事行动是否存在违法问题，是两个不能混为一谈的事项。若只追究材料从哪里流出，却不认真审查材料反映了什么，公众自然会怀疑，调查究竟是在寻找事实，还是在阻止事实继续传播。
纪录片引发争议的另一层原因，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战争的决策方式。算法可以帮助军方处理海量情报、识别潜在目标、估算行动风险，缩短从发现目标到采取行动的时间。这些能力可能提高军事效率，却也会带来新的责任难题：目标识别是否准确，输入数据是否存在偏差，平民伤亡估算是否可靠，指挥官是否充分审查了系统建议？技术可以提供判断依据，却不能自动替代法律责任。即使系统给出某个目标的风险评估，最终决定如何行动、采取何种预防措施，仍然涉及人的判断与指挥体系的责任。
在国际人道法框架下，攻击方必须区分军事目标与平民及民用物体，遵守比例原则，并采取可行的预防措施。人工智能的参与不会取消这些义务，也不能成为责任归属模糊化的理由。反过来说，仅凭纪录片中的匿名陈述，也不能直接断定每一起被提及的军事行动都构成战争罪。具体判断需要结合行动背景、目标性质、当时掌握的情报、预期军事利益、可能造成的平民损害以及实际采取的防范措施。正因为这些问题复杂，独立、严谨、能够核验的调查才格外重要，而不是不必要。
影片名称《NAZA》在希伯来语中是“附带伤害”的缩写，这一概念本身就揭示了争议的语言维度。在军事术语中，附带伤害通常指军事行动对平民、民用设施等造成的非预期损害，但它并不意味着所有这类损害都天然合法。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取决于行动的具体情况和相关法律标准。倘若“附带伤害”被当作不必进一步解释的结论，原本应接受审查的目标选择、风险估算和指挥决策，就可能被一个技术性术语遮蔽。真正需要追问的，不只是伤亡是否被预先预测，更是决策者在知道风险之后采取了什么措施。
内塔尼亚胡对影片的强硬回应，还必须放在以色列国内政治背景下观察。据报道，以色列计划于10月27日举行议会选举，围绕纪录片的争论已经进入党派竞争。总理阵营将影片描述为损害国家形象的作品，并以反对派对导演的态度为由批评政治对手；反对派则面临另一种压力，即如何在回应政府批评时处理公众对军队的支持。战争与国家安全议题往往具有强烈的动员能力，政治人物很容易借此划分忠诚与不忠诚的界线。于是，讨论的重心可能从影片揭示的事实，转向谁在支持军队、谁在损害国家。
这种政治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问题可以忽略。军方确实需要保护作战计划、情报来源和人员安全，未经授权披露敏感信息也可能产生实际风险。但国家安全不应成为拒绝一切外部审视的通用理由。尤其当争议涉及平民伤亡与潜在违法行为时，可信的调查机制既关系到受害者能否获得公正，也关系到军队自身能否识别错误、修正制度。维护军队声誉与查清事实并非必然冲突；若把两者设定为非此即彼，反而可能使公众对调查的独立性产生更多疑问。
匿名证人的处境同样值得重视。匿名采访有助于降低受访者因披露敏感信息而遭遇报复的风险，但匿名也会限制公众独立核实陈述的能力。因此，纪录片制作者有责任说明核实方法、保存原始材料，并在保护身份的同时尽可能提供可供审查的证据。政府则应通过合法、透明且范围明确的程序核实相关指控，而不应仅凭作品具有争议或损害国家形象，就预设参与者存在犯罪行为。刑事调查需要证据和法律依据，而不是政治立场上的先入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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