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下一统：
新疆自古以来
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先秦至秦汉时期）
“五方之民共天下”。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先秦时期，新疆地区文化就是早期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2100多年前，张骞从长安出发，“凿空”西域，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创了中央政权有效管辖治理新疆地区的先河。自此，我国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该地区的管辖治理权。伴随波澜壮阔的历史演进，包括新疆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一、早期中华文明的新疆风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在人类历史苍穹中，诸多文明如灿烂星辰，或闪耀一时，或持续发展。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明的摇篮雄踞欧亚大陆之东，地理环境复杂多样，高山、大海、戈壁环绕四周，内部山河壮丽、物产丰饶，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多元发展空间，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奠定了优渥的物质基础。
中华文明的起源，经历了从多元发展到融为一体的宏大进程。早在2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便已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繁衍生息。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亘古传说，生动反映了人工取火技术的历史性突破。随着劳动技术提升和生产经验积累，中国大地产生了不同的石器生产技术。中华文明多元发展的特色，在旧石器时代就已萌芽。
距今约1万年前，中华大地农业起源南北并进，北方培育出世界上最早的粟和黍，南方培育出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推动了牲畜驯化、定居聚落形成和农耕社会的发展。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在农业定居生产生活方式中得以孕育壮大，范铸了中华文明以农为本的基因。
距今约7000—5000年前，伴随农业技术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急剧增长，南到长江，北到辽河，不同文化聚落如满天星斗各呈异彩。仰韶文化形成稳定的聚落形态，以彩陶技艺著称；河姆渡文化干栏式建筑与黑陶制作技术彰显地域特色；红山文化初现祭祀体系，玉器雕琢与积石冢墓葬昭示着早期礼制萌芽。中华文明优秀要素在不同区域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孕育、生长，焕发出勃勃生机。以陶为礼、以玉通神的传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符号和独特精神标识。
距今约5000年前，各区域文化相互激荡，掀起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新浪潮。长江流域良渚古城遗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阶级分明，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工艺复杂的玉制礼器，揭示良渚社会已经形成国家初始形态，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直接、最有力的确证，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距今4300年前后，不同区域文化竞相勃发，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考古遗存，三皇五帝、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亘古传奇，都勾勒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早期历史画卷。
约公元前2070年，大禹之子启建立夏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统治疆域大致涵盖今山西省南部、河南省西部一带。夏朝开启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先河，中原王朝体制得以确立并逐渐稳固。以二里头为标志的夏朝都邑文明，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文明的核心文化元素。夏朝制定的我国最早历法，后被称为“夏历”，对我国农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商朝的疆域已扩展至今河南省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较夏朝治理范围有所扩大。商朝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军队，青铜制造技艺高超，尤其是以甲骨文和金文为代表的中国文字，完成了从神秘符号到文明载体的历史性跨越，塑造了中华文明独树一帜的文化基因。
公元前1046年，武王起兵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西周统辖疆域北至燕山山脉，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一带，范围进一步扩大。西周实施分封制，周天子将土地分封诸侯，诸侯奉“天子”为天下大宗，形成“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格局。诸侯必须承担向周天子朝见、纳贡、出兵助战等义务。西周进一步完善礼仪制度，将宗法与礼乐熔于一炉，推动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变革阶段。无论是春秋五霸相互争夺，还是战国七雄此交彼攻，都推动中国历史向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发展。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诸子百家心系天下，虽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但追求国家统一的呼声不断高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必然。
新疆地区文化扎根中华文明沃土
新疆地处祖国大西北，这里山峦起伏，沙漠辽阔，河流奔涌，绿洲点缀，景观壮阔，物产丰富。新疆三面为高山、荒漠，构成天然屏障，唯东部坦荡如砥，与河西走廊相接，向中原延伸。受此影响，新疆地区历史发展呈现出东倾性特征，犹如万流归宗不断向中原汇聚。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新疆地区生活，并长期保持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目前考古发现，新疆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是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洞穴遗存——通天洞遗址，距今4.5万年之前。阿勒泰地区还发现了距今1万多年前的彩绘岩画群，画面多为狩猎场景，记录了当时新疆居民的生产生活状态。
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先民与中原地区居民之间就保持着紧密联系。考古证实，距今1.1万年左右，天山东端的细石器技术与我国华北及东北亚地区石器技艺存在显著共性，中原与新疆地区之间就存在生产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出土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炭化黍。随着时间推移，源自中原的黍、粟持续向西传播，推动了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基因检测显示，距今4000—3400年左右的塔里木盆地小河墓地人群，同时具备古北亚人和古东亚人的遗传特征。分布于哈密盆地的天山北路墓地人群，则与年代稍早的甘青地区古代人群表现出遗传亲缘性。这些横贯东西的文明基因链，见证着新疆地区的先民与中原同胞共同开拓祖国山河，将戈壁绿洲化作文明沃土，在历史长卷上续写着多元一体的文明史诗。
同中华大地其他地区一样，原始宗教是新疆古代居民最早信仰的宗教，包括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多种形式。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萨满教，新疆古代居民普遍信仰过萨满教。原始宗教对后世的宗教、民间文化和风俗习惯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双耳网格纹彩陶罐
距今约4100—3200年
新疆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文化始终辐射引领新疆地区文化的发展。彩陶、玉石、丝绸等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都在天山南北持续激活着中华一体的集体记忆。
双耳网格纹彩陶罐
距今5000—4000年
甘肃临洮县出土
彩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中华文明以陶为礼的文化谱系自黄河流域发端，由渭水流域经河西走廊渐次传入新疆。考古实证，今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及其他地区出土的陶器大多源于东方系统，如双耳网格纹彩陶罐就是甘肃河西走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典型器物，也有陶器上所带的垂带纹、网格纹、手形纹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陶器接近。距今4000—3500年，这两支甘肃早期文化持续西进，先驻足哈密盆地，后扩散至天山南北广袤区域。
玉人
河南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石文化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表征。河南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756件玉器，经鉴定主要为新疆和田玉。和田玉东传，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原礼制文明的发展，也是新疆地区与商朝政治联结的见证。《周礼·春官》所载以玉作六瑞、六器的典制，确立了玉器作为国家礼制体系核心载体的地位，构建起通天地、别尊卑的政治伦理秩序。
丝绸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新疆乌鲁木齐阿拉沟古墓出土的凤鸟纹刺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物，来自中原地区，华美锦绣的一针一线勾勒出东方智慧，演绎着“美美与共”的文明范式。
在我国先秦典籍中，新疆与中原一起构成了水乳交融的文化空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昆仑地处西北，在“流沙之滨”，地方达“八百里”“高万仞”；称罗布淖尔为“泑泽”，并说泑泽之水由此潜行地下，成为黄河的源头，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西北与中原源流交融的朴素认知。《管子》所载“帝王贵用禺氏之玉”的礼制传统，《逸周书》详录莎车白玉、月氏驼队盛景等，反映了中原与边疆之间资源互补、经济共生的历史。
周穆王西巡传说反映了中央与边疆的政治互动。《穆天子传》描述周穆王曾到西北地区，以丝绸、铜器、贝币馈赠地方首领，沿途各地也向周穆王贡献马、牛及祭酒等物，呈现了中原与边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互动的生动场景，诠释着“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治理理想。从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到黄帝与西王母的玉璧盟约，根植昆仑的中国神话母题，不仅塑造着中华先民的空间想象，更在精神层面凝聚了跨越地域的文化认同。
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新疆成为中原王朝远播王道、推广礼仪的文明之地，新疆地区也凭借独特区位优势推动中华文明包容性、统一性不断增强。随着我国大一统政治实践的不断推进，各民族大规模融入中华民族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于新疆地区而言，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破晓而出。
来 源 ：霍尔果斯市融媒体中心
监制：陈露杰
审核：王正伟
责编：谢南南
校对：曹 明
编辑：古丽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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