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年过七旬的左智超，在女儿的陪同下回到了家乡江苏。
一天，在江苏兴化外甥家的酒桌上，左智超多喝了几杯。酒劲上来，他说着说着，说漏了嘴。
女儿就坐在旁边，愣在那里，半天才问出那句话：爸，您是共产党的兵？
左智超一下子酒醒了大半，把话题岔开，再没多说一个字。
这个秘密，他压了整整五十年。
十三岁那年，他悄悄去报了名
1930年，左智超出生在江苏兴化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家里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兴化这个地方，四面环水，土地虽说不算差，但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依然紧巴。
左智超六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田里的事、家里的事，什么都搭把手，书没念几天，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农活里。
家里的变故来得很快。伪政府把家中的土地收走了，父亲因此一病不起，祖父母也因为拿不出医药钱，相继离开了人世。一家人的担子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肩上。那时候的兴化，日子难熬，不止左家这一户。
1942年，左智超十二岁。有一天，他挑着一担白菜进城去卖，半路上碰到几个汪伪政府的兵。对方说要买菜，把他引进了兵营，打算强留他当兵。
左智超年纪小，但脑子活，趁着对方不注意，找到机会溜了出去。这一次经历让他记住了一件事：要当兵，得当自己认同的那支队伍的兵，不是谁拉着你进兵营就算数的。
1943年，左智超十三岁。消息传来，新四军来到了兴化一带。那段时间，兴化周边的如皋、东台、高邮，很多年轻人都去报名参军。
左智超没有告诉家里人，一个人悄悄去报了名。母亲后来知道了，当然心里不舍，但拦不住。
进了新四军之后，左智超打仗从来不含糊。他年纪最小，但上了战场不服软。
有一次战斗情况紧急，他主动要求绑上炸药去冲敌阵，被战友死死拦下来。战友说他年纪小，他回了一句："上了战场就不应该再讲年龄了。"这句话在战友里传开了。
就是凭着这股劲，他在部队里的表现越来越突出，后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入党那天，对他来说是一件大事，他把这件事放在心里，藏了几十年。
金门岛上，三天三夜没停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左智超的部队跟着大形势走，打了一场又一场。这一年10月，他随第28军接到命令，准备渡海攻打金门岛。
金门岛不大，位于福建沿海，离大陆最近处只有几公里。从海面上望过去，并不觉得远。但渡海不是陆地行军，没有军舰，靠的是征调来的木船。
这些船，有些是渔民平时用来打鱼的，能装多少人就装多少。左智超上的那艘，满打满算只坐了二十几个人。
1949年10月24日夜里，第一批部队开始登岛。这次渡海作战，解放军总共分三批登陆，上岛的人数加起来有九千多，其中还包括几百名帮忙摇船的船工。
上岸之后，仗打得很激烈。左智超后来回忆，从踏上金门那一刻起，就没怎么停过。打了整整三天三夜。
子弹很快就打完了，他捡起战场上的刀，近身和对方搏斗，后来又捡起打倒的敌方士兵丢下的武器继续打。三天三夜，没有补给，没有援军，后续船只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及时跟上来。
1949年10月27日，弹尽粮绝。左智超被俘了。
被围困的最后时刻，他做了一个动作——把自己的党员证撕碎，塞进嘴里，咽了下去。
他知道，一旦被发现是共产党员，后果会更难预料。那一张小小的证件，就这样消失了。
这场战役，最终上岛的九千多名解放军战士，阵亡三千八百余人，被俘五千一百多人，还有几十人失踪。左智超是那五千多被俘者中的一个。
炼钢厂里，他用酒把嘴堵上
被俘之后，左智超被押往台湾。
先是在新竹等地接受所谓的"思想改造"，被迫穿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军服，编入队伍继续服役。这件事，在他心里是一根刺，拔不出来，也碰不得。
更难熬的，是那些不定期的"思想测试"。
因为俘虏身份，当局会不时找他单独谈话，一对一问他各种问题，试探他的立场。每一次，左智超都只能说谎应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违心的，说完之后心里堵得慌。
时间长了，他找到了一个法子——喝酒。他怕自己喝醉了说梦话，万一在睡梦里把什么漏出来，麻烦就大了。
于是他养成了喝酒的习惯，不是因为喜欢喝，是用酒来麻痹自己，让脑子不转那些不该想的事，也让嘴在梦里闭得更紧。这个习惯一直跟了他几十年。
1966年，左智超从军队退伍，被安排进了一家炼钢厂工作。工厂里有很多和他经历相近的人，大家都不多说话，各自干活，各自回家。
在工厂里，他认识了一个女工，对方丧偶，带着两个孩子。两个人都是苦过来的，后来走到了一起，又生了一儿一女。
这个家，是他在台湾落下的根。但内心的那份压抑，始终没有散去。有时候情绪憋得太久，就会在家人身上发出来。妻子和孩子承受了很多，却不知道他心里究竟藏着什么。
整整三十多年，左智超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儿女。
骨灰带一半回去，那边才是来处
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这个消息对很多台湾老兵来说，是等了几十年才等来的。左智超和昔日的战友约好，一起回江苏兴化看看。
回到家乡，物是人非。母亲早已不在了，大哥两鬓全白，妹妹也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兄妹相见，能说的话很多，说出口的却不知从哪里开口。左智超在老家待了没几天，又回了台湾。
1987年那次开放探亲，政策规定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外，在大陆有三等亲以内亲属的人都可以申请回去。
政策正式实施的第一年，申请回大陆探亲的人就超过了十万。对于那些离家几十年的老兵来说，这个数字背后站着的，是几十年的等待。
2002年，左智超在女儿的陪同下，再一次回到江苏。在外甥家吃饭，喝了几杯，话就多了。
他说起了年轻时的事，说着说着，说到了那段不该说的。女儿坐在旁边，一句话差点把他惊出冷汗："爸，照您说的，您是共产党的兵？"
左智超立刻转移了话题，再不提这茬。回到台湾之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人再追问。
2008年，台湾发起了一个老兵纪录片拍摄计划，想记录下这些老人的亲历故事。
女儿一再劝说，左智超这才同意接受拍摄。对着镜头，他站在海边，指着不远处的金门岛，说："我就是从这个岛来到台湾的。"
拍摄过程中，他把几十年的经历系统地讲了一遍，从参加新四军，到加入共产党，到参加金门战役，到被俘，到在台湾生活的这些年，说得很平静。
讲完之后，他叮嘱女儿："我是共产党员的事不要说出去，对你们影响不好。"这句话，他说得很认真。
纪录片播出之后，引来了很多关注，媒体接连登门。左智超被打扰得受不了，在自家门上贴了张字条，写着"勿扰"。
晚年，左智超知道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再没有机会回大陆了。
他把儿女叫到跟前，说："我在台湾住了几十年，这里也是我的家。但人要落叶归根，你们把我一半的骨灰带回去，这样我才能安息。"
2011年左智超在台北病逝，享年81岁。
他的一生横跨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两岸对峙、开放探亲几个大的历史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他十三岁参军，一辈子守着一个秘密，最后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半留在台湾，一半回到江苏兴化的土地上。
他这辈子，开了枪，打过仗，入过党，被俘过，改过名，隐过身，成过家。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带走，只托付了一句话：把骨灰带一半回去。
那边，才是他的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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