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最惨烈的噩梦。
八万六千大军浴血奋战之后，仅剩三万疲惫将士活下来。
无数战士长眠于湘江水畔。
这场巨大的牺牲，根源就是博古、李德固守教条的错误指挥。
蒋介石早已在湘西集结数十万大军，只等红军踏入陷阱，一旦掉头东进，就会重演湘江悲剧。
血的事实摆在所有人面前，但博古、李德依旧不醒悟，坚持 “北上湘西会师”的原定方案，不愿承认自己犯下了严重的战略错误。
此时，红军翻过山岭抵达了湖南通道，紧急召开了通道会议。
毛泽东站出来力陈利害，提出放弃北上湘西，转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提议，不再向北去湘鄂川黔根据地，史称通道转兵。
这是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毛泽东的军事主张第一次得到中央采纳。
红军紧急调转方向，向西进入贵州，跳出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湘西包围圈。
但通道转兵只是临时改变行军方向，并没有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路线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
随后红军抵达了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召开了黎平会议。
会议正式否决了李德、博古折返湘西的想法，定下了全新战略。
那就是进军黔北，夺取遵义，在黔北建立新根据地。
会议明确，重大军事问题需要经过党中央最高层领导，也就是政治局集体讨论，开始约束李德独断专行的指挥模式。
可李德内心依旧不甘心，他认为以当前的实力无法渡过乌江，坚持原本去湘西的计划。
此时红军继续向西行军，一路走到了黔南的瓮安猴场。
博古、李德再次提出，放弃强渡乌江，掉头折返黔东，伺机北上湘西。
朱德、周恩来等人坚决反对，无论如何都不能再重蹈湘江覆辙。
政治局紧急召开猴场会议，再次否决李德重返湘西的提议，定下了强渡乌江、攻取遵义的方针。
猴场会议还定下了一个原则，所有军事行动，必须向政治局报告，任何行动需要得到集体的认可，不再允许李德仅凭一张地图在后方遥控作战，教条主义的指挥权终于被剥夺。
会议决议下达之后，红军着手准备强渡乌江。
刘伯承担任渡江前线总指挥，耿飚、杨成武带领红4团作为先锋部队，在江界河渡口组织第一次夜渡乌江。
乌江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江水湍急冰冷，水下暗礁密布，对岸黔军早已在北岸高地修筑工事，架设机枪封锁了江面。
红军突击队的毛振华带领战士乘着竹筏连夜偷渡，夜色之下，因对水文地理和敌人暗堡等侦察不足，再加上简易竹筏被汹涌的激流冲散，很多战士落水，首次夜渡乌江失利。
这次试探性偷渡虽然失败，却摸清了乌江天险的水文特点和黔军的布防弱点。
红军吸取教训，重新勘察渡口，寻找材料打造竹筏，调配火力掩护，组织第二次强渡乌江。
这一次，红军加强了火力压制对岸敌人，突击队奋勇登岸，成功突破了乌江天险，打开了通往黔北的大门。
渡过乌江后，就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是黔北规模最大、商业最繁华的中心城市，物资相对充裕，当地黔军实力薄弱，军阀内部矛盾重重，防守力量有限。
占领遵义，部队可以休整，党中央可以在此召开会议等，非常有必要。
占领遵义采取了智取，红军战士换上黔军俘虏的军装，伪装成溃退的黔军，骗开城门，顺利占领了这座黔北重镇。
遵义是长征以来红军占领的第一座大城市。
在这里，红军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充兵员，疲惫的队伍得到了休整。
也正是有了这段相对安定的时间，中央政治局得以静下心来，系统复盘了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血战一连串惨痛的军事失败。
遵义会议上，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重新调整了军事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军事领导地位。
伟大的长征迎来了关键的历史性转折。
但这次红军没有建成黔北根据地。
蒋介石很快调集大军包围过来，原定计划无法实现。
接下来，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开启了四渡赤水的经典机动作战，甩开数十万国民党追兵，一步步向着北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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