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听过湘江血战的故事，但是很少有人把湘江惨败之后，队伍内部发生的变化串起来看，很多人只记住伤亡数字，忽略了那个时刻所有人要面对的抉择。这里先说清楚，“向死而生”并不是毛泽东当时直接说出来的原话，是后人用来概括湘江绝境下红军处境的说法。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党的总负责人是博古，军事指挥权主要在李德手里，两人执行的是一套照搬国外经验的教条打法。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这套打法已经暴露出很大问题，放弃之前行之有效的运动战，硬打阵地防御，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只能选择突围转移。
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湘江战役打响。红一、红三军团在两翼阻击敌军，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担任后卫，死死顶住追兵，掩护军委纵队过江。几天打下来，阵地反复争夺，大量红军战士牺牲。等到主力渡过湘江清点人数，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只剩下三万左右。湘江边到处是牺牲战士的遗体，江水被血水浸染，当地后来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的说法。博古亲眼看到这个局面，巨大的负罪感压得他撑不住。他清楚，是自己和李德的指挥失误，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无数年轻战士因为错误的部署丢掉性命。渡江之后，博古拿出手枪对着自己的头部比划，情绪已经失控，刚好聂荣臻从旁边经过，看到这一幕，立刻出声制止。聂荣臻劝他，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不能用这种方式逃避责任。博古听完，慢慢放下了手枪，这件事在聂荣臻相关回忆史料里面有记载。
湘江一战之后，红军内部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多。很多指挥员一路打过来，都看明白李德这套打法行不通，再继续按原来的路线往西走，进入湘西北，正好撞进国民党提前布好的包围圈里，剩下这三万红军很可能全军覆没。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改变进军方向，放弃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这个提议，就是绝境里面寻找出路，也就是后人所说向死而生的选择。当时会上争论很激烈，博古和李德还是坚持原来的方案，但是前线不断传来敌情报告，敌军重兵已经在湘西等候。之后的黎平会议，再次讨论路线问题，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陆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正式确定向贵州进军。
博古这段时间一直处在煎熬当中，他不是没有意识到失败，只是短时间内没办法跳出之前的教条思路。他读过很多马列理论，但是不熟悉中国战场，不懂得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战术，很多决策都听从李德的安排。他拿出手枪对着自己，是承受不住数万将士牺牲带来的心理压力，但真的这样做，反而把所有难题留给活着的人。队伍走到猴场，1934年12月31日夜里到第二年元旦凌晨，政治局在这里开会，进一步明确，军事决策必须经过政治局讨论，不能由少数人单独决定，实际上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一路争论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意识到，继续由博古、李德指挥，红军很难活下去。
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大家系统梳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批评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博古一开始做报告的时候，还在把失败归结为敌人力量太强，没有承认自身指挥的核心问题。之后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人依次发言，指出单纯阵地战、大搬家转移、拒绝合理建议这些关键错误。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常委分工，博古继续保留政治局委员身份，但是不再担任总负责人，由张闻天接替这个职务。
很多人会以为，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就被排斥出队伍。事实不是这样。博古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慢慢接受大家的批评，认可之前军事路线确实错了。他没有闹情绪，之后跟着队伍继续走完长征，积极做分配给他的工作。过草地的时候粮食短缺，环境恶劣，博古和普通干部一样啃树皮、吃草根，跟着部队行军。到了陕北之后，他负责理论宣传、办报纸，主持《解放日报》的工作，认认真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后来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也主动反思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犯下的左倾错误，在会议上做自我批评。1946年，博古在返回延安途中，遭遇黑茶山空难牺牲。
湘江边上那次举枪的瞬间，是一个年轻领导人在巨大失败面前的崩溃。毛泽东在通道、黎平一次次提出换路线，不是凭空冒险，是看着剩下的红军将士，在没有路的地方硬找出一条生路。同样面对惨败，两种选择看得很清楚，一种是一时扛不住重压想要了结，一种是顶着压力，顶着争论，想办法带着队伍活下去。长征从来不是一路胜利的行军，里面有指挥失误，有惨痛牺牲，有内部反复的争论，就是在一次次纠错当中，这支队伍才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我们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很容易站在结果上面评判对错。但放在当时那个时刻，没有人能确定换一条路就一定能活下来，所有人都是在未知里面往前走。有人觉得博古内心愧疚，知道自己犯下大错；也有人觉得，作为党的负责人，在危局之下轻易萌生这样的念头，本身就是一种逃避，再愧疚，也不能丢下肩上的责任。革命里面的对错和人性，本来就不是一句话能够简单说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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