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老城杨柳街14号那栋中西合璧的小洋楼里，开了三天会。博古作完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把失败归咎于敌人太强大。会议结束时，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被一并取消，两人走出那栋"走马转角楼"，谁也没想到，接下来的十一年，他们会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先说说李德，这个德国人本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派到中国，1933年来到中央苏区，顶替没到任的施特恩当上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固守"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国军修钢筋水泥碉堡，红军也修碉堡，可红军这边全是泥块木头垒的，重机枪子弹都挡不住，炮弹更是奇缺。
更麻烦的是李德专横跋扈，每门迫击炮、每挺机枪都要按他规定的位置布置，前线指挥员没有半点变通余地。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建议给一线放权，被李德勃然大怒训斥"白进过伏龙芝"，随后降了职。
这场仗从1934年9月末打到中央苏区失守，红军被迫踏上长征路。长征初期又是"大搬家"式转移，部队拖着坛坛罐罐行军，速度被严重拖慢。湘江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博古对惨重损失痛心疾首，李德则威信扫地。
遵义会议取消李德的指挥权后，他并不服气，翻译伍修权在旁边听着他抱怨，洋顾问的架子一时放不下。但表决权没了就是没了，李德没有撂挑子，而是服从组织行军安排，跟着红一军团行动，一步一步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是当时唯一完整走完长征的西方人。到陕北后，李德不再参与军事指挥，主要留在大学任教，讲兵团战术，还受命组建过一支骑兵团。
1939年8月，他奉命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此后他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9年回到东德定居，从事编译和文学创作工作。1973年他写下《中国纪事》一书，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立场，不少内容歪曲历史，史学界一般不作为可靠史料。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柏林去世，终年74岁。
再来看博古，这个本名秦邦宪的江苏无锡人，1907年出生，他精通俄文，理论功底扎实，却唯独缺了在中国农村泥地里摸爬滚打的实战经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全盘采纳李德的军事主张，对这次惨败负有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虽然取消了他的权力，但交权并没有立刻完成。直到1935年2月5日，红军转战到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石厢子一带，周恩来找博古谈了一夜，话是从自己讲起的，他们这些从国外学习、从城市工作里成长起来的人都有局限，中国革命需要真正熟悉农村和战争的统帅。
第二天一早，博古叫来警卫员康念祥，命令把装着中央文件和印章的几只铁皮箱子，直接送往张闻天的驻地。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博洛交权"。交权之后的博古，没有消沉，没有另起炉灶。长征路上，他遇到了一个不小的考验。
1935年夏天，张国焘搞分裂，跑来找博古，反复强调遵义会议不合法、红四方面军不承认，想拉他站队。博古没有动摇，支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到陕北后，博古彻底把精力转到了新闻宣传战线。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他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促成了事件的和平解决。
博古还靠着精通俄文的优势，翻译了一大批马列经典著作，这些成了延安干部最要紧的学习材料。延安整风期间，他没有像王明那样为自己的错误百般辩解，而是认认真真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1945年中共七大上，他作完检查后仍当选为委员。
1946年2月，博古作为代表团成员，赴重庆参加协商会议。谈判结束后，他与王若飞、叶挺、邓发、黄齐生等人一起，搭乘一架C47运输机返回延安。飞机飞到山西兴县上空时遭遇阴雨、能见度极低，在兴县黑茶山撞山坠毁，机上17人全部遇难。博古牺牲时，年仅39岁。
两条路走到这里，方向已经完全分开。李德从遵义会议走出后，从指挥台转到了讲台，最终回到欧洲度过平静晚年；博古则从权力中心转入宣传战线，用笔墨、报纸和电讯继续战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们曾是同一个"三人团"里的搭档，同住在遵义杨柳街14号那栋小洋楼里，却因为交权之后的选择，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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