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少卿：看蒙古国搞环保，为何让人血压飙升？|东方省|中蒙|乌兰巴托|戈壁|文少卿|生物多样性|蒙古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少卿】

蒙古国的草原火灾，又一次殃及邻国。

起火点位于蒙古国最东部的东方省哈拉哈高勒县努姆鲁格严格保护区（Numrug Strictly Protected Area）。从地图上看，东方省像一枚楔子，深深嵌入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郭勒盟、兴安盟与呼伦贝尔市之间，紧邻中国著名的生态旅游城市阿尔山。

起火区域大致位置示意

10月8日11时55分火情初起后，借助秋季草原的强劲北风与极度干燥的枯草层，烈火迅速失控并一路向南狂飙，于10月9日13时许逼近中国边境。浓烟飘散至中国兴安盟的乌兰浩特、突泉等地，当地连续数日天空灰暗、室内落灰明显。

内蒙古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应，先后调集3400余名消防救援和地方扑火力量在边境一线分段布防，拓宽隔离带、清理可燃物，并首次启用移动便携智能气象站和防灭火遥感平台，配合新舟60增雨飞机与地面火箭实施人工增雨。苦战四昼夜，至10月13日，火势被控制在国境线之外。

相比之下，蒙古国派出的扑救力量总计为215人。

在蒙古国境内，大火造成了生态浩劫。据蒙古国紧急情况总局与东方省政府初步测算，过火区域东西跨度约96公里、南北约82公里，波及面积高达约7200平方公里。东方省省长沙·幺勒承认，努姆鲁格严格保护区约八成面积被烧毁，区内几乎已无活物留存。棕熊、乌苏里水獭、狍子、野猪等大量野生动物——其中不乏珍稀濒危动物——被迫越过边境逃生，中方边防人员在阻截火势的同时，专为这些跨境逃难的动物留出了通道。

比灾难更令舆论哗然的，是灾难背后近乎荒诞的起因。

10月7日，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会）议员乌·敖特根巴雅尔与蒙古国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Mobicom公司的高管团队（包括首席执行官、日本人越智康博）前往哈拉哈高勒县松贝尔口岸，参加边防哨所4G网络与高速光纤接入工程的交付仪式。

次日，也就是10月8日，在既无蒙古国边防总局正式批文、又处秋季严禁入山防火期的情况下，以Mobicom公司三名高管、前国会议员吉·巴特赞丹的胞弟及当地向导组成的团伙，分乘5辆越野车，仅凭当地蒙古边防军第0198部队指挥官那·钢图格斯上校的一句“口头许可”，便长驱直入法律严格限制人类活动的努姆鲁格自然保护区。

蒙古议员乌·敖特根巴雅尔和Mobicom公司的董事们在东方省

蒙古国媒体披露，他们进入保护区的目的，是捕钓被列入《蒙古国红皮书》的极危物种淡水哲罗鲑，不过目前还没有得到警方或企业证实。在穿越荒原时，Mobicom日籍董事乘坐的一辆日产途乐越野车因底部护板缺失或损坏，排气管附近卷入大量干草并高温自燃，最终引燃草原。

草原大火与沙尘暴，为何成为蒙古的“周期性输出”

2026年10月的这场跨国大火，绝非孤立的偶然事件。在漫长的中蒙边境线上，蒙古国一侧的森林与草原大火几乎每隔一至两年就会大规模爆发一次，俨然成为令中国疲于奔命的“周期性灾难”。不仅如此，每年春季席卷中国北方的强沙尘暴，以及冬季随寒流南下的跨境大气污染物，其核心策源地均指向蒙古国。

蒙古国之所以沦为东北亚生态风险的“头号输出国”，表面上看是受制于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但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内积重难返的生态困局。

首要病灶，是过度放牧。尽管蒙古国人均土地面积位居世界前列，但其草场却承受着毁灭性的“畜均”压力。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蒙古国牲畜总量已突破7100万头，超出全国草场自然承载能力的1.5倍，全国75%以上的牧场出现过度放牧与退化迹象，植被生长率降至原来的五分之一。

更糟的是，受全球羊绒市场利润驱使，山羊在蒙古国牲畜中的占比在过去30年间从19%狂飙至60%。与只啃食草叶的绵羊和牛马不同，山羊在觅食时会将牧草连根拔起，对草原表层土壤和植被恢复的破坏更直接，使昔日风吹草低的大草原迅速沦为裸露沙地。

与过度放牧叠加的，还有粗放露天采矿。矿业在蒙古国经济中占比很高，贡献了约三成GDP和九成以上出口。露天开采会剥离表土、破坏地下水系，废弃矿坑和尾矿渣土又进一步加剧土地退化。

多重因素叠加之下，蒙古国全国高达77%的国土面积已遭受不同程度的荒漠化与土地退化，45.4%的国土处于“严重”或“极度严重”沙化状态，戈壁沙漠正以每年6至7公里的速度向北吞噬草原。在水分被蒸干的春旱期（3—5月）与秋干期（9—10月），残留的枯草含水量极低，在北方大风助推下，一点火星便可能化作百里火墙。

草原火并不都是天灾。蒙古国约95%的草原和森林火灾与人类活动有关，包括烧荒、野外用火、农机和车辆火星、吸烟等。在一些牧区，放火烧荒仍被视为促进新草生长的传统做法；只要火没有烧毁自家的蒙古包，当地官方与民间甚至不将其认定为“火灾”，而视作正常的“生产生活用火”。

至于打猎引发火灾，更是屡见不鲜。联合国粮农组织《1990—2000年全球森林火灾评估》的蒙古国章节就提到，部分进山者为采集或猎取鹿角，在林区生火取暖；车辆排气产生的火星，以及流入狩猎市场的军用曳光弹，都可能引燃植被。报告同时指出，经济转型及苏联支持终止后，蒙古国航空巡护和快速灭火能力急剧下降，显著加重了火灾损失。

Mobicom代表乘坐的汽车在保护区内起火烧毁。蒙古国iKon.mn新闻网

匪夷所思的“人祸型”灾害图鉴

如果说高管钓鱼引发大火已经足够离奇，那么把时间线拉长，蒙古国的生态灾难史里并不缺少类似的荒诞情节。它们看上去像偶发事件，背后却往往指向同一组问题：监管缺位、制度失灵、短期生计压过长期环境成本。

蒙古国矿业史上有一个特殊群体——“忍者矿工”。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因牲畜大量冻死、金价上涨等原因，大批失去生计的牧民和失业者涌向金矿尾矿区与河流流域，从事非法手工淘金。他们背着绿色塑料淘金盆，远远看去像动画里的忍者神龟，因而得名。

在乌兰巴托西北约190公里的扎马尔地区，图拉河沿岸曾出现大量淘金者，当地甚至被戏称为“波斯湾”。河谷被挖得千疮百孔，重型机械和人工挖掘留下深坑，牲畜坠亡、草场破碎、水源受扰的情况屡见不鲜。

更危险的是，一些淘金者直接使用水银和氰化钠提炼黄金，随后用敞篷卡车运送含毒泥浆，将未经处理的泥浆直接倾倒入图拉河与色楞格河流域。这种疯狂行径在2007年酿成了震惊世界的达尔汗乌拉省洪戈尔县剧毒污染事件：当地污水处理厂决口溢出，形成了一个约560平方米的剧毒废水池，氰化钠、汞与砷彻底污染了当地的土壤、空气与饮用水源，大批居民出现皮肤病与中毒症状，迫使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派专家组进驻排险。

蒙古国因金矿开采而退化的土地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景观发生在首都乌兰巴托。蒙古国是一个年降水量极低、超七成土地荒漠化的内陆干旱国，但乌兰巴托却在2023年夏天及此后数年间频频遭遇严重的城市内涝。当年6月底至7月初，持续降雨导致色勒博河水位暴涨，河坝被冲毁，市区多处被淹，住宅、道路、桥梁和基础设施受损；同年8月，暴雨引发的山洪还造成人员伤亡。

干旱之国为何因一场暴雨便成泽国？症结完全在于人祸：本应留给色勒博河自然行洪的河漫滩与缓冲空间，在过去十余年间被腐败短视的市政规划部门悉数批给房地产商，建起了密集的建筑，硬生生堵死了河道；世界银行发现，蒙古人居然在河道里建了一座高压电力设施。洪灾后，市政当局曾宣布追责沿河违规建筑、拆除部分不合规桥梁，并推进防洪工程。但这些承诺很快便被遗忘，违规建筑非但没有拆除，当局还协助其恢复运营。

乌兰巴托的另一个困境，是冬季空气污染。这座城市虹吸了全国近一半的人口，却未能同步配套现代集中供暖系统。新涌入的城市流民只能在城郊搭建简陋的蒙古包棚户区，每年长达半年的严冬里，棚户区燃烧超过16万立方米木材，加上城内250多台蒸汽锅炉每年燃烧20万吨煤炭、三座柴油发电厂释放450万立方米气态污染物，以及城内约80%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每年向空气中排放70吨污染物，使得这个地广人稀的草原国家首都，在冬季沦为悬浮颗粒物浓度达到国际标准两至三倍的“巨型毒气室”，其污浊空气更随寒流与沙尘暴一同跨境传输，成为影响中国北方空气质量的重要污染源。

蒙古国并非没有环保牌面

面对千疮百孔的生态账本，若说蒙古国政府毫无环保意识或从未采取行动，显然有失公允。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转型以来，蒙古国展现出了相当亮眼的“绿色雄心”，有些举措还赢得了联合国及邻国的高度肯定。

在法律层面，蒙古国构建了一套纸面上极为严密的生态法网。早在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政府便成立了国家防治荒漠化委员会与国家防治荒漠化中心，先后在14个防沙项目上投入2460万美元。针对森林锐减与草原火灾，蒙古国先后出台《森林法》《森林和草原防火法》等法规，并明确规定：从木材采伐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必须有70%或以上专项用于森林保护与生态恢复。针对矿业污染水源问题，在民间环保力量的推动下，蒙古国议会立法禁止在河流源头、水库保护区和林区开展矿产勘探与开采活动。在生物多样性方面，蒙古国划定了包括诺姆日格在内的多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并于2007年专门出台《哲罗鲑保护国家计划》。

蒙古国最有名的环保动作，是2021年提出的“十亿棵树”计划。当年9月，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到2030年在全国种植至少10亿棵树，并签署总统令将其列为国家优先事项。政府还承诺每年拿出约1%的GDP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和荒漠化，并推动21家大型矿业企业认领约6.085亿棵树的种植任务。

这一系列举措在国际舞台上收获了广泛赞誉。联合国对蒙古国的防沙治沙姿态给予充分肯定，并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的主办权交予蒙古国，相关国际专家在考察乌兰巴托机场周边草原恢复景观后，也评价其“取得了较好成效”。

作为受沙尘暴影响最深的邻国，中国对蒙古国的生态治理提供了较多支持。中国驻蒙大使对“十亿棵树计划”予以高度评价；2023年5月中蒙外长会谈一致同意加强防治沙尘暴合作；同年9月，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乌兰巴托揭牌，深度参与援建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区，全面推广中国成熟的治沙造林经验。

合作并不停留在协议层面。中方把麦草方格固沙、节水灌溉、本土物种选育等技术带到蒙古国，并在乌兰巴托、扎门乌德等地建设示范基地。2026年8月，在蒙古国南戈壁省汗博格多县的戈壁深处，中国企业技术团队参与建设400公顷梭梭林示范项目，计划栽植约33万株梭梭苗。为减少对戈壁原生表土和植被的扰动，施工打坑孔径从40厘米缩小到20厘米。

“蒋介石反腐”式的蒙古环保

蒙古国并不缺环保法律，也不缺高调口号。纸面上，它有森林保护、矿区修复、禁采水源地的规定；政治上，还有总统亲自推动、矿业巨头集体背书的“十亿棵树计划”。但问题是，蒙古的火灾和沙尘暴还在那里。问题出在哪儿了？

审视蒙古国环保政策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的全过程，中国读者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既视感——这简直就是当年国民党政权“蒋介石式反腐”的翻版。其口号之响亮、文本之完美，与执行之荒腔走板、特权之肆无忌惮形成的强烈反差，足以令任何关心生态与法治的观察者血压飙升。

蒙古国规定，木材采伐收入中相当比例应专项用于森林保护与生态恢复。但在采伐效率不高、资金流转不透明、基层监管薄弱的现实中，这类规定很难完全转化为造林成果。过去多年，蒙古国再造林率长期在可怜的15%徘徊，森林恢复速度远远跟不上火灾、病虫害和非法采伐造成的损失。

再看被寄予厚望的“十亿棵树计划”：据蒙古国林业局局长宾·奥云萨那披露，从2021年10月启动至2025年10月，整整4年时间过去，官方累计种植量仅为1.17亿棵；由于极度缺乏后续灌溉与养护管理，实际存活仅有8600万株。换句话说，完成度不到总目标的12%，“战损率”则超过四分之一。面对进度压力，蒙古国政府提出从2026年起把年种植量提升到1亿棵以上。

“十亿棵树”计划执行落差

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最为人熟知的插曲是“扬子公司”事件。宋美龄连夜飞抵上海护短，蒋介石更是从北平火速南下，把蒋经国叫去痛骂一顿：“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随后，蒋介石召见上海文武百官，公然为孔令侃开脱道：“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又能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

将这段历史平移到2026年，立规矩的人、破规矩的权贵与看守大门的执法者之间构成的利益闭环，与当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豪门庇护网严丝合缝得令人发指。从大呼拉尔的议员到负责守卫东疆的边防军，无不践行“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贵客丢脸”的官场潜规则。在蒙古国，环保法律只是一张用来约束底层牧民和应付国际组织的废纸；一旦涉及权贵的雅兴，边防部队立刻变成私人导游，国家级生态禁区瞬间沦为权贵的后花园。

在1948年的“扬子案”结尾，最令人血压飙升的一幕，莫过于蒋介石下令打消案件后，上海警察局发言人居然公然出面为孔令侃洗白，对外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硬生生给豪门囤积居奇披上了合法外衣。而在2026年的蒙古国，Mobicom公司与当地权贵也上演了如出一辙的“合法化洗白”。

Mobicom的声明把事件描述为通信基础设施项目过程中的“意外”，声称高管车队是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在交付4G网络与光纤工程，以及进一步考察通信网络引入可能性、了解当地条件期间，车辆不幸起火”。

面对当地警方的传唤，高管们从乌兰巴托叫来律师团队走完过场后便全身而退返回首都，随行议员则以“7日活动结束后已提前返回乌兰巴托”为由撇清干系，只留下东方省政府宣布成立一个“30个工作日内评估生态经济损失”的工作组，以及一纸亡羊补牢的“春秋季极度干旱期禁止普通公民与游客进入保护区”的限行令。

10月14日，蒙古国境内的火灾终于扑灭。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起事件留下的愤怒与无奈却久久难以平息。

蒙古国权贵们享受特权的周末欢愉，烧掉的是人类共同的珍稀物种栖息地，呛黑的是中国城镇的天空，挥霍的是中国消防指战员的血汗。只要蒙古国无法打破“权贵免责、基层失能、腐败掏空国库”的政治生态死结，那么无论其出台多少部环保法典、发起多少场植树运动，最终都只会沦为另一场令人血压飙升的“扬子公司”式闹剧，而中蒙边境线上的滚滚浓烟与漫天黄沙，也注定将在每一个旱季周而复始地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