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共和党而言，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整体前景并不轻松，但参议院或许仍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从选举版图来看，共和党今年需要守住的参议院席位，除缅因州外，均位于特朗普2024年总统大选获胜的州。相比之下，民主党不仅要寻找扩大席位的机会，还必须守住密歇根和佐治亚——两个同样在2024年倒向特朗普的州。换言之，即便全国政治环境对共和党不利，参议院的地理版图仍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缓冲。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2日，美国俄亥俄州扬斯敦，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参加科韦利中心举行的竞选集会。视觉中国 图
然而，共和党需要防守的州中，却出现了一个原本几乎不该成为问题的地方：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上一次赢得得州全州性选举，还要追溯到1994年。按照过去30余年的政治轨迹，一场发生在得州的参议院选举，本不应成为共和党最需要担忧的战场之一。但2026年的这场选举却因一系列罕见的政治变量，出现了过去难以想象的不确定性，也由此成为今年最受美国媒体关注的参议院选战之一。
一
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现任者优势几乎是一条最基本的经验规律。二战结束以来，在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中，成功连任者大约是失败者的两倍；而在过去数十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寻求连任的现任参议员胜率长期维持在75%以上。即便是在本党遭遇全国性逆风的年份，现任参议员的连任率也很少跌破半数。
因此，对于一个试图在逆风中守住参议院多数的政党而言，一名根基稳固、没有明显选举软肋的现任议员，本应是一项极为宝贵的政治资产。
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长期以来正是这样的政治人物。科宁的政治生涯几乎完全扎根于得州。从县级法官、得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到州检察长，他在2002年首次当选联邦参议员，此后三次连任，并逐渐进入共和党在华盛顿的权力核心。他一度担任共和党党鞭，成为参议院共和党党团的二号人物；在长期担任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的米奇·麦康奈尔宣布卸任领导职务后，科宁还曾参与角逐其留下的党团领袖职位。
20余年的参议员生涯也让科宁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立法履历。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案例之一，是2022年得州尤瓦尔迪小学枪击案后，他参与推动国会通过两党枪支安全法案。此外，在外交政策和对外援助等传统上具有两党共识的议题上，科宁也长期属于共和党内较为传统的建制派。从纯粹的选举成绩来看，他过去更几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在此前四次参议院大选中，没有一名民主党挑战者的得票率突破40%。
但科宁身上也存在一个越来越难以忽视的时代烙印：他的政治生涯成形于小布什时代，而他所在的共和党，却早已成为特朗普的共和党。科宁和特朗普的关系发展和大多数同代共和党人相似：2016年，在特朗普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科宁和党内绝大多数同僚一样选择不情愿地支持特朗普。但在“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录音曝光后，他也曾公开表示，特朗普谈论和对待女性的方式令他感到“恶心”。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科宁与他的关系则逐渐进入一种更具实用主义色彩的状态。在绝大多数重大议题上，他与特朗普政府保持一致：支持特朗普提名的绝大多数联邦法官和内阁成员，协助推动其标志性的减税法案，并在特朗普第一次遭到众议院弹劾后，于参议院审判中投票反对将其定罪。
两人关系真正出现裂痕，是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面对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试图阻止选举结果得到认证的行动，科宁没有选择追随。他拒绝加入同为得州参议员的特德·克鲁兹（Ted Cruz）等人发起的挑战选举人票认证行动，并公开指出，在有关大规模选举舞弊的指控均缺乏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国会没有法律依据介入各州已经完成的选举程序。
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发生后，科宁虽然最终没有在特朗普第二次弹劾案中投票将其定罪，却也没有重新回到特朗普的政治轨道上。此后几年，他继续在多个问题上批评特朗普，包括后者日益明显的孤立主义外交倾向。到了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前夕，科宁甚至公开表示，特朗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passed him by）。
因此，特朗普重新赢得了白宫后，科宁此前与特朗普保持距离的选择，突然变成了一笔需要偿还的政治债务。特朗普重返共和党权力中心后，对昔日党内反对者的态度，也使科宁有了充分理由担心。
于是，在特朗普赢得2024年大选后，科宁明显开始致力于修复两人的关系。从启动连任竞选开始，他便不断强调自己在参议院的投票记录与特朗普两个任期政策议程之间的高度重合，并将支持特朗普政府的立法和人事安排作为竞选宣传的重要内容。他甚至聘请特朗普政治圈内的重要人物加入团队，试图缩短自己与海湖庄园之间的距离。
但在一个已经被特朗普重塑的共和党内，他的过去依然是一个弱点；而抓住这一弱点的，是时任得州检察长肯·帕克斯顿（Ken Paxton）。
与科宁相比，帕克斯顿几乎不存在需要向特朗普重新证明忠诚的问题。在特朗普政治生涯最具争议、也最遭共和党建制派抵制的几个时刻，他始终站在特朗普一边。
2020年大选后，帕克斯顿更成为特朗普挑战选举结果行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以得州名义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试图挑战包括宾夕法尼亚在内四个摇摆州的选举结果；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发生前，他还在华盛顿的特朗普支持者集会上发表演讲。2023年至2024年特朗普接连面临刑事起诉后，帕克斯顿又多次亲自出现在庭审现场，以公开展示自己的支持。
但与此同时，帕克斯顿同样带着一个巨大包袱：他的政治生涯长期与法律纠纷和政治丑闻相伴。
早在2014年首次竞选得州检察长期间，帕克斯顿便因证券业务相关问题受到调查。他因未依法注册相关投资顾问业务而受到行政处罚，此后又因涉嫌证券欺诈遭大陪审团起诉。这场持续近十年的刑事案件最终没有进入审判：2024年，帕克斯顿与检方达成协议，在支付近30万美元并满足其他条件后，相关指控获得撤销。
2020年，帕克斯顿办公室的多名高级工作人员向执法部门举报，指控他利用州检察长的权力帮助自己的政治捐助者、房地产商内特·保罗（Nate Paul）。相关指控包括介入涉及保罗的法律纠纷、任命外部律师调查执法人员，以及采取法律行动帮助其推迟部分房产遭到止赎。举报者还指控，作为交换，保罗曾帮助翻修帕克斯顿的住宅，并为一名据称与帕克斯顿存在婚外情的女性提供工作。
帕克斯顿否认存在违法行为，并在此后解雇或迫使部分举报者离职。这些前下属随后以遭到报复为由起诉州检察长办公室，围绕赔偿问题的法律争议又进一步将案件推向得州政治中心。2023年，共和党占据绝对多数的得州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对帕克斯顿的弹劾，20项弹劾条款涉及受贿、滥用职权、妨碍司法以及报复举报者等指控。支持弹劾的不仅有民主党议员，也包括60余名共和党议员。
但案件来到同样由共和党控制的得州参议院后，结果发生逆转。参议院最终没有任何一项弹劾条款获得将帕克斯顿定罪并免职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他因此保住了州检察长职位。这场政治风暴还留下了一个更私人的尾声。由于相关指控将帕克斯顿的婚外情带入公众视野，他的妻子最终于2025年提出离婚。
可想而知，尽管帕克斯顿最终逃过了被罢免的命运，这些丑闻并没有随之消失。对于一场需要争取中间选民的大选而言，它们依然可能成为沉重的政治包袱。而民主党初选中随后发生的变化，又进一步放大了共和党人对这个原本相当安全的红州席位的焦虑。
二
民主党初选最终形成了两名主要候选人的竞争。一位是联邦众议员贾斯明·克罗克特（Jasmine Crockett）。她于2023年进入国会，并凭借在国会听证会和委员会会议上与共和党议员针锋相对的视频迅速获得全国知名度。克罗克特宣布竞选参议员后，民主党阵营中其他几名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候选人相继退出。
另一位则是此前在全国层面几乎默默无闻的得州州众议员詹姆斯·塔拉里科（James Talarico）。塔拉里科拥有一份并不典型的民主党政治履历。福音派基督徒通常被视为共和党最稳定的选民群体之一，但塔拉里科本人不仅公开谈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还拥有神学院神学研究硕士学位。宗教并非他为了选举临时添加的个人标签，而长期处于其公开表达和政治理念的中心位置。
当地时间2026年9月10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艾迪生，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詹姆斯·塔拉里科在活动中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更重要的是，塔拉里科并不避讳批评自己的政党。他曾直言，民主党人在与选民沟通时经常显得“居高临下”，有时甚至对红州选民所珍视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表现出敌意。他也公开承认，拜登政府未能控制南部边境的移民局势是一场政策失败。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民主党政治人物常见的“抵抗”（resistance）姿态相比，塔拉里科有意使用另一套政治语言：即便面对特朗普支持者，他也反复强调倾听、理解和尊重，而不是首先将对方视为需要击败的政治敌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塔拉里科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红州温和派民主党人。过去几十年里，民主党试图在共和党占优势的地区赢得选举时，往往会选择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同时向中间靠拢，并尽量淡化意识形态冲突。塔拉里科采取的却是另一条路线：在文化和身份议题上，他试图降低民主党与保守派选民之间的敌意；在经济议题上，他的语言却更接近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代表的经济民粹主义传统。大企业、亿万富豪和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是塔拉里科演讲中反复出现的批判对象。
这构成了塔拉里科政治形象中最值得注意的组合：在文化议题上降低民主党与保守派选民之间的对立，在经济议题上却进一步强化冲突；弱化“左对右”的政治叙事，转而强调“上对下”的阶层叙事。
这套组合至少试图回应民主党近年来面对的两个不同问题。一方面，部分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社会文化议题上过于激进，同时未能有效回应移民和边境问题；另一方面，在生活成本依然构成重要政治议题的情况下，对大型企业、财富集中和经济不平等的批判，又可以让民主党重新把竞选焦点拉回收入、住房、医疗和物价等经济问题。
塔拉里科也有意识地进入民主党政治人物通常较少出现的舆论空间。他登上乔·罗根（Joe Rogan）的播客，与这位拥有大量男性和政治上非传统受众的主持人长谈，并获得罗根的公开肯定；他也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并频繁前往共和党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得州地区举行活动。
这些尝试帮助一个原本缺乏全国知名度的州议员迅速获得全国关注，也为他带来了可观的募款能力。最终，塔拉里科赢得民主党初选，从一名州级政治人物成为民主党争夺得州参议院席位的候选人。
这也改变了共和党初选所处的背景。如果民主党提名的是一名只能依赖本党基本盘的候选人，共和党或许有更大的空间进行一场纯粹围绕党内意识形态和忠诚度展开的竞争。但塔拉里科试图争取的，恰恰包括那些通常不会投票给民主党、却可能对现状不满的选民。对于共和党而言，这意味着候选人在大选中的潜在弱点变得更加值得关注。
从传统的选举政治逻辑来看，科宁原本拥有不少优势。他四次赢得全州选举，拥有20余年的参议院资历，没有帕克斯顿所背负的法律和伦理争议，也更符合一个政党在竞争性增强的选举中通常希望保留的现任者形象。
但共和党初选并不只按照这套逻辑运行。从茶党运动兴起以来，美国两党的初选都曾反复出现类似现象：对于最积极参与初选、意识形态立场也最鲜明的一部分选民而言，候选人在大选中的竞争力并不总是唯一、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政策立场是否纯粹、是否愿意与党内建制派对抗，以及对特朗普的忠诚度同样可能决定他们的选择。而帕克斯顿也在选战中不断提醒选民这一点。
在这样的局面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特朗普。但在初选的大部分时间里，特朗普始终没有在科宁和帕克斯顿之间选边站。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中立；但在一场存在现任参议员的党内初选中，沉默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政治信号。对于科宁这样拥有20余年资历的共和党参议员而言，获得本党总统的支持原本更接近常态。特朗普迟迟拒绝背书，至少说明科宁始终没有完全重新获得他的信任。
部分共和党初选选民显然也接收到了这一信号。在第一轮初选中，由于第三名主要候选人的存在，科宁和帕克斯顿都未能跨过50%的门槛。科宁以约42%的得票率位居第一，帕克斯顿则以约40%紧随其后，两人进入第二轮决选。
与此同时，塔拉里科赢得民主党初选，让共和党内部对于帕克斯顿大选竞争力的担忧进一步上升。此前共和党领袖选举中击败科宁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John Thune）公开表示，自己曾“强烈”敦促特朗普支持科宁。与参议院共和党党团关系密切的政治行动组织也开始投入资金帮助科宁。甚至特朗普自己的政治圈内，包括前竞选顾问克里斯·拉奇维塔（Chris LaCivita）和长期民调专家托尼·法布里齐奥（Tony Fabrizio）在内的人士，也试图向特朗普传递同一个信息：如果共和党希望尽可能稳妥地守住得州，科宁是风险更低的选择。
但这不是特朗普本人衡量这场初选的标准。今年5月，特朗普最终打破沉默，正式宣布支持帕克斯顿。一周后，帕克斯顿以64%对36%的悬殊优势击败科宁，结束了后者长达24年的参议院生涯。
而进入大选后，选情的发展也开始接近此前科宁支持者所担忧的情形。六年前，共和党仍曾以约10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如今，多项民调却显示，塔拉里科对帕克斯顿取得了1至7个百分点不等的领先。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帕克斯顿本人不同寻常的负面评价。一项民调中，仅38%的选民对帕克斯顿持正面看法，55%持负面看法；相比之下，塔拉里科的正面评价达到50%。到了8月底，《库克政治报告》（Cook Political Report）正式将得州参议院选举的评级从“倾向共和党”（Lean Republican）调整为“胜负难料”（Toss-up）。
三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选战是共和党今年中期选举困境的一个缩影：共和党面临的许多不利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与特朗普本人有关。
首先是执政本身带来的政治成本。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后，生活成本仍然是美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而选民对于其政府能否有效降低日常开支的评价并不乐观。与此同时，围绕特朗普家族商业利益以及政府权力与私人利益边界的持续争议，也为民主党提供了将经济不满与“总统究竟在为谁执政”联系起来的政治空间。
但特朗普却同时继续以对选情适得其反的方式介入共和党初选。类似的冲突并不只发生在得州：在路易斯安那州，特朗普支持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Bill Cassidy）的初选挑战者，原因之一正是卡西迪曾在第二次弹劾案中投票认定特朗普有罪，且因为他身为医生的职业背景而批评特朗普在疫情期间散步的阴谋论和随后对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Jr.）的任命。
特朗普为共和党制造的还有另一层更加棘手的问题。在美国政治中，当一名总统支持率低迷时，同党国会议员通常会获得一定的政治空间：他们可以强调自己的地方性议题，与白宫保持距离，必要时甚至公开批评总统的部分政策，以此向选民证明自己并非总统的简单延伸。总统本人出于维护国会席位的现实考虑，通常也不会要求所有候选人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与白宫完全绑定。
特朗普采取的却几乎是相反的策略。他不仅没有鼓励共和党候选人与自己保持必要距离，反而反复试图把中期选举塑造成一场关于他本人的公投。在9月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特朗普直接要求支持者把今年11月当成自己再次出现在选票上的选举：“你们要假装我就在选票上。”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2日，美国华盛顿，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搭乘海军陆战队一号出发前对记者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这种反常的选择，也让共和党整体选情被特朗普低迷支持率拖累。《纽约时报》9月中旬公布的民调显示，在国会选举的全国性选择中，民主党以51%对46%领先共和党。更值得共和党警惕的并不仅仅是这5个百分点本身，而是优势出现在哪些议题上：民主党不仅继续在医疗等传统强项上领先，在移民、联邦赤字和经济等长期更有利于共和党的议题上也取得了优势。甚至在2024年帮助特朗普重返白宫的生活成本问题上，共和党也失去了此前的优势。
当然，这份民调同时暴露了民主党一个持续存在的弱点：随着一批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同时伴随争议的候选人在部分民主党初选中胜出，不少选民依然认为这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走得太远。5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党“过于左倾”，高于今年5月的46%。共和党仍然拥有将选举重新聚焦于民主党“极端主义”形象的空间。问题在于，共和党很难在这一点上占据绝对优势。因为在同一批选民眼中，“极端”并不是一个只属于民主党的标签：认为共和党过于极端的选民甚至更多。
四
对于特朗普为什么愿意用近乎自毁的方式扩大共和党的政治风险，外界很难确定他的真实动机。尤其是考虑到失去国会控制权可能产生的实际后果：如果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共和党的立法议程将受到直接制约；如果共和党失去参议院，特朗普推动高级行政官员和联邦法官任命的能力也将受到影响。若未来出现最高法院席位空缺，参议院控制权的重要性还会进一步上升。
《纽约时报》政治记者谢恩·戈德马赫（Shane Goldmacher）提供了另一种理解这一现象的角度。在他看来，特朗普进入美国政治十年以来已经深刻改变了共和党，但特朗普本人关心的“政治遗产”，并不一定等同于共和党作为一个政治机构的长期利益。无论是对白宫建筑空间的改造，还是其他带有鲜明个人印记的项目，都显示出特朗普对于如何留下属于自己的、有形而可见的政治遗产有着特殊兴趣。
因此，在一个越来越围绕个人建立的政治运动中，谁曾经忠诚、谁曾经背叛，以及谁愿意继续维护领袖的政治叙事，也可能成为不亚于胜选能力的衡量标准。
无论11月之后国会多数席位最终如何分配，当越来越多拥有长期立法经验、政策专业知识和跨党派合作关系的议员在初选中被淘汰，国会内部本已稀缺的制度记忆和跨党派合作空间也会进一步减少。对于一个原本就高度极化、立法能力不断受到质疑的国会而言，这很难让未来两年的治理变得更加容易。与此同时，特朗普在普通选民中的支持度不断下滑，却依然在共和党基本盘中保持着极强的号召力。这种反差对于特朗普退出政治舞台后的共和党究竟意味着什么？中期选举结束后随即开启的总统初选，恐怕将把共和党带入一片谁都难以预测的未知水域。
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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