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北京中南海，周恩来读到王稼祥写来的长信时，久久没有翻动下一页。信中没有过多诉说个人困难，只说身体已有好转，希望组织分配一些外事调查研究工作。一个曾在战火中负伤、长期休养的老同志，仍惦记着工作，这份请求显得格外沉重。

周恩来了解王稼祥的身体状况，也知道他在革命历史上的分量。于是，他把信转给毛泽东，并说明了王稼祥目前的情况。毛泽东看完后，想起遵义会议前后的许多往事，评价道：“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这句话，既是对功劳的肯定，也是对一段历史的概括。毛泽东随即表示，王稼祥是有功劳的人，既然本人愿意出来工作，就应当按照他的意见办理。周恩来得到明确答复后，开始着手安排相关事宜。

有意思的是，王稼祥并不是那种只会坐在书斋里谈理论的人。1906年8月，他出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家庭条件相对优裕，却很早便关注社会动荡和民众疾苦。求学期间，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也因此被学校开除。

1925年前后，王稼祥进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随后赴苏联求学。俄语基础薄弱，他便抓紧时间补习，很快掌握了俄语和英语。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理论训练、宣传工作和政治实践，使他逐渐形成了严谨而敏锐的思考方式。

1930年回国后，王稼祥从事党的宣传工作。1931年春，他被派往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抵达江西宁都后，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两人一个熟悉中国农村和战争实际，一个受过系统理论训练，谈起革命问题，难免有交锋。

毛泽东曾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概括游击战原则。王稼祥对此十分重视。两人并未因观点不同而疏远，反而形成了坦诚相待的工作关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交往时，常提到王稼祥敢于坚持正确意见。

1933年，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到前线了解情况，遭遇敌机轰炸，腹部严重受伤，体内还留有弹片。由于条件有限，手术缺少麻醉药，他只能忍受剧痛完成治疗。伤势使他的健康长期受损，也为后来反复休养埋下了病根。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身体仍未恢复。有人认为，应该把他留在后方养伤，但毛泽东不同意。部队宁可安排担架，也没有把这位负伤的中央领导同志丢在沿途。后来毛泽东自己患病，两人同坐担架，反而有了深入讨论军事和路线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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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重点检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原因。博古、李德更多强调敌我力量悬殊，毛泽东则指出，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才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时，许多人虽然已经看出问题，却不愿率先表态。王稼祥没有绕弯子，明确支持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并认为红军需要由熟悉中国实际、具有作战经验的人来领导。据有关回忆，会议讨论和组织调整中，王稼祥的态度对形成新的领导格局起了重要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的“关键一票”，并不等于今天意义上有一张完整保存的正式选票。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评价，是因为王稼祥在关键时刻公开支持正确意见，打破了原有局面的僵持。历史作用，有时并不只体现在票面数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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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步参与和领导军事指挥，红军随后转战贵州、云南、四川，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被动局面。王稼祥也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后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那一票的分量，正是在一连串艰难决策中显现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承担外交工作，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长期战争留下的伤病却不断影响他的身体。1970年3月以后，他离开工作岗位休养，直到1972年写信请求重新承担任务。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遗憾的是，长期伤病并未真正放过他。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因病逝世，享年68岁。毛泽东当年那句“有功劳的人”，既落在一封晚年求职信上，也落在遵义会议那个改变方向的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