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均GDP，正处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阶段。

202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达54.6%，经济事实上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但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往往滞后，工业化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惯性，越来越不适应新的阶段。

若不调整，经济发展的动力会受到制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会持续面临供给侧短板。

服务业上升是规律

从普遍规律看，经济从工业化转向后工业化，主要有两个驱动力。

一是生产性服务业。要素成本低廉的时代过去后，制造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多来自研发、设计、品牌、销售，产业会向附加值更高的环节攀升。

二是消费性服务业。收入提高后，人的需求从温饱转向享受，新增收入更多用于服务消费。两条机制叠加，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制造业占比则由升转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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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也在服务化。

制造业里标准化的岗位容易被机器替代，服务业要给每个人提供个性化服务，资本替代的可能小得多。

技术进步越快，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就业就越向服务业集中，这就是“鲍莫尔病”。

它不是病。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替代了大量制造业岗位，却造出了骑手、外卖小哥、专车司机，反映的正是技术进步和服务需求的增长。

所谓“德国模式”也是一种误解。德国制造业占比18.4%，日本20.4%，英国8.4%，美国10.7%，都在随发展水平下降。

欧元区统一货币相当于德国本币贬值，利于其出口，而德国面积只相当于长三角，“德国模式”更像“长三角模式”，不宜拿来类比整个中国。

短板为何长期存在

与发达国家同期比，中国在每个发展水平上的服务业占比都偏低。

国内环境长期利于制造业。地方税收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服务业规模小、信息不透明、征税成本高，地方政府自然更偏好大工业。

金融以间接融资为主，制造业有抵押物好贷款，服务业缺抵押物，天然被冷落。政策上制造业多是正向支持，服务业却有不少进入壁垒和管制。

国际条件也变了。入世后产能靠国际市场消化，2008年之后明显减弱，而中国经济已占全球18%，外部再难承接过剩产能。

结果是服务需求外流，教育、医疗、旅游的钱花到了国外，劳动收入占比也偏低。

几组对立要辨析

制造与服务不对立。2015年后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既有去产能去杠杆的因素，也有2016年营改增的推动。

营改增让服务环节独立、发票可抵成本，服务业占比上升不等于制造业变弱，而是企业更专业了。制造业产能过剩时，服务业还能消化制造品。

消费与生产不对立。教育医疗是消费，却在积累人力资本；家政、餐饮、托育是把家庭生产外包给市场。

咖啡馆、茶馆这类“第三空间”里的碰撞，往往在日后变成创新。游戏推动元宇宙，医美推动生物医药，消费本身就在推动技术进步。

线上与线下不对立。直播电商帮小生产者拓宽市场，线上在为线下赋能，线下密度依然重要。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外卖的订单数量、品质和多样性都更高。

高端与低端不对立。生活服务业满足生活品质，难被机器人取代，很多已被平台和大数据重新定义。

政策与城市都得变

产业政策的逻辑要变。工业化时代需求标准化，事前定参数、给补贴行得通。后工业化时代需求差异化，服务更是千人千面，事前标准很难定，比如“数字人才”就说不清。

新能源车的充电与换电之争，本质不是技术，而是服务便利性。地方若只按技术挑企业，就会漏掉市场逻辑。

社会治理要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少一些“一刀切”，多用社区组织和平台社群回应本地需求。

城市空间要从疏散走向重聚。服务业依赖人际互动，就业和消费向中心城区集聚，即“向心城市”。我提出“倾斜城市”，最优结构是密度与流量随离市中心距离增加而梯度下降，中心城区要增加住房供应。

人的发展也要变，记忆知识点没那么重要，理解力、表达力、沟通力更值钱，诚信友善的回报更高，本地经验同样关键。

对外，要通过服务业开放补上国内短板，也让中国服务走出去，尤其在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