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把王稼祥写来的信转交给毛泽东，请他对王稼祥重新安排工作的请求作出意见。那时毛泽东已近80岁，身体状况欠佳，听到工作人员念出王稼祥的名字，仍立即打起精神。

信写得很简短，意思也很明确：自己虽然长期患病，但仍希望承担一些外事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听完后说：“王稼祥是有功劳的人，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请总理安排他的工作。”

这句话，分量并不轻。毛泽东记住的，不只是王稼祥晚年的请求，更是37年前那场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

王稼祥1906年出生于安徽泾县。青年时期，他赴苏联学习，回国后进入党中央工作。1931年到达中央苏区后，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开始与毛泽东有了较多接触。

当时，党内对于中国革命道路存在不同认识。王稼祥经过实际观察，逐渐认定，中国不能简单照搬俄国城市起义的经验，而应立足农村，建立根据地，再以武装力量夺取政权。他曾对王震说过，中国革命必须走毛泽东所主张的道路。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讨论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军事。会议气氛复杂，支持毛泽东的人并不多，王稼祥却明确站了出来，主张让毛泽东留在前线。这个意见当时没有改变大局，却让毛泽东看到了王稼祥的判断与担当。

真正促成转折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面临的危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王稼祥因伤病行动不便，原本有被留在后方的可能；毛泽东当时也没有军事指挥权，同样处于边缘位置。

毛泽东认为，王稼祥担任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不能被留下。他据理力争，王稼祥最终随军出发。这个安排看似只是人员去留，实际却使一位关键人物进入了后来改变党和红军方向的核心进程。

湘江战役后，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错误指挥造成的严重后果摆在每个人面前。王稼祥不再犹豫，他同张闻天交换意见，认为必须请毛泽东重新参与军事领导。

有意思的是，王稼祥并没有停留在私下议论，而是积极联络周恩来、聂荣臻、刘伯承、彭德怀等人，推动形成改变军事领导的共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党内开始集中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

会上，王稼祥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张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毛泽东后来多次说，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所谓“关键一票”，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投票数字，而是说王稼祥在关键时刻首先明确表态，对会议气氛和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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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王稼祥的作用，也由支持意见转为参与决策。他懂理论，熟悉军队政治工作，又经历过路线斗争，能够在军事与政治之间发挥连接作用。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并非一味附和。1932年宁都会议时，他敢于提出不同看法；长征途中，他又根据战场事实修正认识。这种支持建立在实践判断之上，也正是毛泽东长期信任他的原因。

1943年，王稼祥撰写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文章，系统阐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文中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1945年党的七大上，这一思想被写入党章。王稼祥在理论上的贡献，由此留下重要印记。

但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却未能当选。毛泽东没有回避他的历史问题，而是肯定其曾经犯过错误，同时强调他在革命中的贡献，并提议将他列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随后，王稼祥以较高票数当选。

1949年初，党中央准备建立新政权，首都选址成为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毛泽东曾征询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分析南京靠近沿海，西安、洛阳、开封在当时的经济和交通条件下存在局限，最后提出北平更为合适，理由是这里连接东北与关内，战略位置突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西柏坡前往北平。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改为北京，成为新中国首都。王稼祥的意见未必是唯一依据，却体现了他对地理、交通和国家安全的综合判断。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担任驻苏联大使，后来又负责党的对外联络工作。长期革命经历使他重视原则，也重视调查研究。遗憾的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中，他一度被免去职务，个人生活和健康都受到影响。

直到1972年，王稼祥在陈云、王震等老同志支持下致信周恩来，请求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周恩来将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没有追问枝节，只指出王稼祥在革命关键阶段作出的贡献，并批示安排其重新工作。那封信，最终成为一段长期中断的政治生涯重新开启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