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前的讲话只有几分钟，台后的文稿、材料、机要和政策整理，却需要许多人共同完成。毛泽东身边的秘书，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字工作人员，他们往往参与重要文件起草，也承担联络、机要和政策研究等任务。

在众多秘书中，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陈伯达最具代表性。四人的分工并不相同，后来走出的道路也大相径庭。若只看“秘书”二字，很容易低估他们在中共中央机关中的实际影响。

胡乔木最突出的本领，是文字和理论。江苏盐城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秘书，长期参与重要文稿起草。许多中央文件、社论和理论文章，经过他的整理后，语言更加准确有力，因此被称为“中共中央一支笔”。

新中国成立初期，胡乔木先后担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后来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可以说，他的工作已经超出个人秘书范围，逐步进入党和国家宣传、文献与政策系统的核心位置。

1961年，胡乔木离开毛泽东身边。此后多年，他的政治活动相对低调。毛泽东逝世后，胡乔木重新承担重要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等职。1982年，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叶子龙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是湖南浏阳人，1935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主要负责文件传递、密码通信和重要材料保管。战争年代，机要工作看似不显眼，实际关系到指挥系统能否安全运转，责任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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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龙曾任中央军委机要股股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机要科科长、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毛泽东身边，转到地方工作，担任过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等职。2003年3月11日，叶子龙逝世，享年87岁。

有意思的是，田家英并非以机要见长，而是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受到毛泽东重视。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曾让田家英帮助他学习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田家英后来成为毛泽东秘书，时间在1948年前后。

新中国成立后，田家英担任毛泽东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熟悉基层情况，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庐山会议期间，他曾为彭德怀说过一些公道话，受到毛泽东批评，个人处境随之发生变化。

1966年5月，田家英在北京去世，年仅44岁。关于他的遭遇，历史材料中有许多复杂背景，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事件。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在中央办公厅和政策研究工作中留下了重要印记，生命过早结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桩悲剧。

陈伯达的政治起伏最为剧烈。福建泉州人，曾就读于上海大学、广州中山大学。1939年起，他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主要从事理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与起草工作。周恩来曾称赞他是“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之一。

建国初期，陈伯达担任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并主持《红旗》杂志工作。他的长处在于理论阐释和政治文字，能够把复杂问题整理成系统论述，因此在党内理论工作中一度拥有较大影响。

1969年，陈伯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政治地位达到个人生涯顶点。需要说明的是，他的排名和实际影响不能简单用“仅次于某几人”概括，党内权力格局当时变化很快，职务名次也不等同于全部政治分量。

后来，陈伯达因政治立场和活动方式发生变化，逐渐失去信任。1970年庐山会议后，他受到审查；1973年被开除党籍并撤销职务。1979年，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8年。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逝世，享年85岁。

若以曾经达到的最高党内职务衡量，陈伯达无疑位居四人之首，因为他曾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胡乔木后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且长期负责党史、文献和理论工作，地位与影响仅次于陈伯达。叶子龙最高职务为北京市副市长，田家英则主要活跃于中央办公厅和政策研究系统。

但秘书的“地位”不能只看一时官职。有人长于理论，有人掌管机要，有人精于文稿，有人负责政策研究。四个人的经历，正好折射出毛泽东秘书群体并非单一班底，而是由不同专业、不同性格和不同政治道路的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