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北京，中央军委作出组建第二炮兵的决定。这个新兵种没有坦克纵横的场面，也没有大规模步兵方阵，却承担着特殊而重大的任务：集中掌管战略导弹力量，形成国家战略威慑的重要支柱。
第二炮兵成立之初，最紧要的并不是追求规模，而是把队伍、装备、训练和指挥体系拧成一股绳。首任司令员向守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他带来的，是从战火中磨炼出的指挥经验和极强的组织能力。
向守志是四川宣汉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经历过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中，参加过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又转战华北、西北和西南战场。
这些经历有一个共同特点：情况复杂，任务紧迫，往往需要在不完整的条件下作出判断。第二炮兵刚刚建立，许多制度尚在摸索，向守志担任的并不只是一个行政职务，更是为这支新型力量搭建最初的骨架。
向守志的首任任期并不长，大致从1966年7月到1967年7月。时间虽短，意义却很突出。第二炮兵由此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领导关系和建设方向，为后来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留下基础。
接任者是杨俊生。江西瑞金人，1932年参加红军，长期在一线部队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都曾经历。渡江战役、西南战役以及抗美援朝夏季反击作战，也留下了他的足迹。
杨俊生所面对的，是第二炮兵从“组建起来”向“稳定运行”转变的阶段。战略导弹部队专业性强，对保密、训练、技术保障和指挥程序都有极高要求。传统陆军的作战经验固然重要，但能否适应新兵种的运行方式，同样是一道考题。
按照较为通行的任职资料，杨俊生在1967年7月接任，至1969年4月卸任。有关资料有时将其任职起点记作1968年，主要是统计口径不同，但第二炮兵司令员的交接大体发生在这一时期。
第三任司令员张翼翔，湖南浏阳人，是一位久经战阵的将领。解放战争中，他曾在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任职，参与鲁南、莱芜、孟良崮和淮海等重要战役。战场上的参谋经历，使他熟悉大兵团作战，也重视协同和计划。
抗美援朝时期，张翼翔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军长，参加长津湖地区作战。那场战斗环境极为严酷，部队不仅要面对对手的火力，还要承受严寒、补给困难等考验。张翼翔由此形成了更加鲜明的指挥风格。
1969年4月，张翼翔出任第二炮兵司令员，任职至1975年4月，前后约六年。这是早期几任司令员中任期较长的一位。对一个刚建立不久的兵种而言，较为稳定的领导周期，有利于持续推进训练、管理和战备建设。
有意思的是，第四任司令员又回到了向守志。1975年4月，他再次担任第二炮兵司令员，成为这一岗位上唯一两次任职的人。两次任职相隔多年，面对的部队状况已经不同，战略导弹力量的规模、任务和技术条件都在变化。
向守志第二次主持工作，重点不再是从无到有地搭建框架，而是推动部队恢复秩序、加强训练、完善制度。这样的转变并不轻松，却说明早期第二炮兵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反复调整中逐步成熟。
1977年9月，李水清接任司令员，任职至1982年11月。他是江西吉安人，1930年参加革命，先后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与前几任一样，他也是从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老将。
李水清任内，第二炮兵继续推进正规化建设，部队管理、专业训练和装备保障更加受到重视。这个阶段的特点，不是单纯扩大编制，而是让战略威慑力量更加可靠、更加规范。李水清也成为开国将领中担任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最后一位。
从向守志、杨俊生，到张翼翔、再次任职的向守志，再到李水清，前五任司令员的经历各不相同：有人长于创建，有人善于整顿，有人拥有大兵团作战经验。共同点则很明确，他们把一支新组建的特殊力量，带入了制度化、专业化建设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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