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连抓什叶派领袖、关宗教学校、封电视台：阿富汗“包容全体国民”的承诺正被现实击穿|什叶派|国民|塔利班|宗教|逊尼派|阿富汗

委员会内部消息人士和什叶派代表告诉阿穆电视台，塔利班部队在包围阿富汗什叶派社区委员会办公室后，拘留了该委员会负责人及多名成员。政治事务分析师萨达尔·穆罕默德·拉希米表示，这些拘留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该委员会是在塔利班统治下成立的。塔利班司法部由阿卜杜勒·哈基姆·沙拉伊领导，已关闭喀布尔西部的哈塔姆·安比亚宗教学校和科学文化综合体，居民告诉阿穆电视台，并拘留了四人。戈尔当地消息称，塔利班情报部队突袭了哈塔姆·安比亚清真寺伊玛目穆罕默德·哈米迪的住所。据报道，至少有八人被拘留或失踪，其家属并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此事件发生在当地消息称哈米迪因举行宗教仪式并发表纪念法蒂玛·扎赫拉的布道而被拘留几天后。与该神职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士称，他在被塔利班情报和道德警察拘留后获释，但随后被禁止教学、讲道和带领会众祈祷。
（消息来源：Amu TV、阿富汗国际）

近期，塔利班当局接连拘留了喀布尔什叶派社区委员会负责人、关闭哈塔姆·安比亚宗教学校，并限制古尔省一名伊玛目讲道，当局迄今未作公开回应。这些行动看似针对具体机构，实则已经触及到了阿富汗什叶派尤其是哈扎拉社群的公共空间与沟通机制。它再次表明，教派困局不只是教义分歧，更是历史记忆、权力边缘化与治理不透明叠加的结果，阿富汗塔利班“包容全体国民”的承诺正面临现实检验。

一、阿富汗接连发生的宗教风波

近期，塔利班部队包围了喀布尔什叶派社区委员会的办公场所，拘留了该委员会负责人及多名成员。拘留原因尚不清楚，塔利班当局未对此事件公开表态，也未回应媒体的提问。但据相关消息人士称，委员会负责人阿克拉基的获释条件是他必须搬离位于喀布尔奥米德-萨布兹镇的住所。

这个什叶派委员会建立于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设立的初衷是用来协调什叶派以及哈扎拉社群遇到的各类现实问题。在成立之初不少社区民众还抱有一丝期待，希望拥有一个可以和当局沟通正当诉求的渠道，可随着主要负责人被带走，这套沟通机制实质上已陷入停滞并引发相关群体的人权担忧。

同一时期，塔利班司法部下令关闭了喀布尔西部知名的哈塔姆·安比亚宗教学校与科教综合体并拘留了4人。有居民称司法部人员将关闭原因解释为“反酋长国活动”，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

哈塔姆·安比亚是阿富汗最大的什叶派宗教教育中心之一，本世纪初由阿亚图拉穆罕默德・阿西夫・穆赫塞尼创办。这里不只是一处做宗教研习的场所，还常年开展学术项目和各类文化活动，在整个什叶派社群中有很高影响力。关闭这所学院只是系列行动当中的一环，当地还有哈塔姆纳比恩宗教学校，哈塔姆纳比恩大学，什叶派背景的拉赫‑法尔达电视台以及哈扎拉长者办公室陆续遭到关停。

此外，塔利班部队突袭了古尔省清真寺伊玛目穆罕默德·哈米迪的住所，至少有八人被拘留。该事情和宗教仪式有关，哈米迪因主持宗教活动宣讲纪念法蒂玛·扎赫拉的布道被情报和道德警察带走。虽然之后获释，但当局向他下达禁令，不允许其继续教学讲道和带领信众集体祈祷。截至目前塔利班当局始终没有公开回应这一系列事件，既没有承认相关行为，也没有出面辟谣。

社区代表在接受阿穆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达了相关担忧。宗教领导人遭到拘留，部分土地被没收，甚至出现死者无法正常进入墓地安葬的情况，持续恶化的现状正在不断挤压什叶派群体的生存空间。

二、阿富汗社会的宗教历史包袱

阿富汗当下冲突并不完全是宗教教义的直接对抗，其教派矛盾早已和族群历史、权力分配纠缠在一起。阿富汗整体以逊尼派为主，塔利班本身奉行保守逊尼派的德奥班底思想体系，其国内大约一成多的民众属于什叶派，其中绝大部分是哈扎拉族人。

哈扎拉族群长期处于这片土地的边缘。19世纪的王朝时代，哈扎拉人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流离，很多人失去土地被迫迁徙。在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时曾发生过针对哈扎拉社群的血腥事件。到美军进驻建立阿富汗共和国的20年，哈扎拉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改善，开始更多地参与教育公共事务，不过针对哈扎拉什叶派平民的袭击依然时有发生。

塔利班再度接管国家后公开承诺保护国内的所有穆斯林，不会制造教派对立。执政初期他们确实会见了不少什叶派哈扎拉领袖，释放善意姿态，但在现实治理层面摩擦却反复出现。阿舒拉节这类什叶派最重要的宗教节日经常会迎来各种形式的管控，部分地区不允许公开悬挂节日标识，大规模露天纪念活动也会受到限制。

两派在教义层面虽然存在着千年的历史分歧，但普通信众大多可以做到互不侵扰，真正制造冲突的往往是权力格局。整个塔利班高层体系中，几乎看不到来自什叶派哈扎拉群体的核心官员。缺少上层代言人的情况下，社群诉求向上传递渠道会变得狭窄。设立什叶派委员会原本被视作一种补救方式，但当委员会负责人遭到拘留、委员会被要求停止活动时，社群会陷入更深的无力感。

当然，塔利班官方并未出台明文法律全面禁止什叶派信仰，信众依然可以在私人清真寺完成礼拜。冲突更多集中在公共领域，宗教学校、电视台和公开纪念活动这些带有社群公共属性的领域更容易成为矛盾的爆发点。

三、塔利班治理的承诺与现实困境

塔利班发布的各类公开声明反复强调伊斯兰酋长国包容全体阿富汗国民。但宣言落地到现实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

对塔利班当局而言，大型什叶派宗教院校不仅是念经授课的地方，同时还是舆论阵地和社群意见的汇聚地。一旦学院内部形成独立的话语体系便会引起当局的警惕。部分机构还涉及到土地权属的纠纷，到底是政府收回国有土地还是借权属之争打压少数教派，双方各执一词，缺少中立第三方进行核实判断。

外部因素同样不能忽略。阿富汗邻国伊朗是全球最大的什叶派国家，且阿富汗什叶派宗教群体长期和伊朗宗教界保持往来。塔利班对这层联系始终持有戒备，担心外部势力借宗教影响渗透本国社会。这种戒备心态会间接转化成对国内什叶派机构的严格管控。但也不能断定行动全部源于对伊朗的防范，其本土内部的矛盾依旧是主要原因。

此外，塔利班本身治理体系存在明显短板，整套司法体系建立在宗教解读上，很多拘留行为缺少透明的司法流程。不少被带走的什叶派人士得不到公开起诉理由，既没有正式的开庭，也没有公开的释放说明。这种模糊状况恰恰是人权观察机构提出批评的地方。

四、教派困局的多重影响

程序不透明不是什叶派独有的遭遇，普通逊尼派民众同样可能面对类似问题。但同样的治理短板落在教派少数身上时，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

最直接的影响是在什叶派哈扎拉社群的内部。什叶派委员会负责人被拘留意味着该社群用来向上沟通诉求的正式渠道停摆，社群失去的不只是几个代表人物，而是一种向上传递声音的机制。此外，宗教学校被关闭、电视台被关停后，相关宗教教育、文化活动和媒体表达被迫转入私人空间。年轻一代接触系统宗教知识的渠道会变窄，社群的文化再生产会受到损伤。而且安全感持续下降还会推动人才的外流。医生、教师和技术人员离开后社群自我修复的能力会进一步削弱。

影响还体现在教派关系上。什叶派社群不会把最近的风波当作孤立事件，而会把它放进更长的历史记忆中：19世纪的迁徙、90年代的迫害、共和国时期针对哈扎拉什叶派平民的袭击。这些记忆叠加在一起会加深一种判断，即每当权力格局变动时，少数教派总是最先承受压力。逊尼派普通民众未必认同塔利班的做法，但什叶派社群对“主体群体沉默”的失望可能加深。日常交往随之变得谨慎，通婚、商业和邻里关系都可能受到影响。教派身份原本只是文化归属，现在反而变成风险标签。

塔利班本身的治理也会受到影响。短期来看，关闭机构、拘留负责人或许强化了控制。但其治理成本却在上升，没有什叶派社群的合作，地方情报、公共服务和纠纷调解将更难展开。塔利班若无法真正进入哈扎拉社区，就只能更多依赖怀疑和强制手段。这种状态会制造安全真空，而极端组织最擅长的便是利用这种真空。相关极端势力可能会借教派仇恨招募人员，袭击什叶派目标，再把塔利班描绘成无力保护少数群体，甚至有意压制少数群体的政权。教派矛盾一旦被极端组织参与进来，内部治理问题会演变成长期的安全灾难。

更深的影响是在国家认同上。教派困局的固化会削弱“阿富汗人”这个共同身份。哈扎拉什叶派可能更多转向跨国家的教派网络或海外族群网络，国家向心力会随之下降。如果该群体的公共空间持续收缩，教派隔阂会代际传递。阿富汗的宗教风波影响不会止于部分地区，它会沿着族群、教派和地域扩散，成为阿富汗走出冲突循环的一道长期障碍。

结语

这一系列行动目前均未得到塔利班当局的公开说明或正式回应，但已经在什叶派哈扎拉社群中留下了实质性影响。当少数教派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机制向上传递时，被压缩的空间不会消失，而是可能转向地下或境外。塔利班若继续以模糊程序和临时管控应对教派问题，其治理成本只会持续提高，而极端组织最善于利用的正是这种由不信任造成的安全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