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有人干过这样一件事：一条木筏，十来个陌生人，没有法律，没有警察，也没有退路，在海上漂三个多月。
出主意的人叫圣地亚哥·赫诺维斯，墨西哥的社会学家，他一辈子就想弄明白一件事：人的恶意有没有开关，开关又在谁手里。
木筏取名“阿卡利”，在当地老话里的意思是“水上的房子”。它没有发动机，也没有护航船，只能跟着风和洋流走，出了港就掉不了头。
这是他要的条件：不要实验室，也不要随时能退出的安排，他要一个谁也走不掉的地方。
说这次漂流邪恶不算冤枉：十个人上了船就回不了头，命交在一个盼他们出事的人手里。
结果跟他想的正好相反，一百天漂下来，人没变坏，他自己成了船上最招人烦的那一个。
赫诺维斯不是坐在书房里凭空想的，他跟着探险家海尔达尔坐纸莎草船横渡过一次大西洋，在海上漂过一段日子。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一次劫机：1972年11月，他坐的飞机被人劫持，改道飞往古巴。
机舱里那几个人一下露出了另一副样子，他认定，人在危机里才会露出真面目，真面目就是争夺和攻击。
这个念头一扎根，目的就定了：不是去看人怎么相处，是去看人怎么打起来。他挑人也很直白：年轻，来自不同国家，信不同的教，最好彼此看着不顺眼。
上船的是十个人，六女四男，最大的三十七岁，最小的二十三岁。里面有船长、医生、潜水员、报务员、摄影师，还有一个天主教神父。
船上的活分下去，掌权的那几个，他特意挑了女性，这不是他尊重女性。他自己讲过，把权力倒过来，就是想看那几个男人憋不憋得住火。
一个男人被女人管着，在海上关三个月，会不会动手，这就是他下的注。船上还带了酒。他认定，吃的喝的一分不均，或者男女之间起了别扭，火就会烧起来。
所以这条船从一开始就不中立，它不是在等人变坏，是在等一个被安排好的人变坏。
1973年5月12日，赫诺维斯张罗的木筏从西班牙的拉斯帕尔马斯出发，目的地是墨西哥的科苏梅尔岛。8月21日靠岸，前后101天，中间只在巴巴多斯停过一次。
海上的日子，跟赫诺维斯想的不是一回事。头一天起，十一个人就得找活干：谁掌舵，谁做饭，谁值夜，谁管电台，谁看天气。
住人的舱只有4米见方，站直了都费劲，十一个人睡在一处，中间没有隔断，上厕所就在众人眼前，连块挡板都没有。
书一本不许带，闲下来只能唱歌、看海，按他的盘算，这种日子过不上一个月就该炸，结果没有。饭有人做，班有人值，谁不舒服了有人照看，遇上风浪大家一起收帆。
漂到半路，他忍不住了，把大家私下填的问卷拿出来，当着所有人的面念。问卷问得很难堪：你最看谁不顺眼，最喜欢谁，如果可以从船上弄走一个人，你选谁。
他念完，等着谁翻脸，但大家却该干嘛干嘛，根本没理他。
真正出事是在舵上：舵坏了，得有人下水去修，船上有个职业潜水员，是个女的。
她要去，赫诺维斯拦住了，说这种事不能交给女人，他跳下去，折腾半天没弄成，只好上来。第二天一早，那位女士下水几下就修好了。
这件事以后，船上的人私下商量：要不要把他扔下海。商量到最后没人动手，只是把船长的权还给了那位瑞典女性。
最险的一回在快靠岸时，前头来了大风，女船长决定改道避一避。赫诺维斯不同意，他当场撤了她的船长，自己接过舵，非要顶着风往墨西哥走。
一船人的命，抵不过他那个实验，船上唯一在闹事的人是他。后来他在航海日志里写，船上唯一露出攻击性的也是他自己。
上岸以后，问卷被整理出来，问到最想弄走谁，写他名字的最多。
很多人一听这种实验，头一个念头就是船上肯定乱成一锅粥，可把赫诺维斯定下的条件一条条摆开，乱不起来才是正常的。
头一条，船上不缺东西，吃的喝的按人头平分，谁也没有多占，谁也没有挨饿。人只有活不下去才会抢，肚子不空，就没有抢的理由。
第二条，船上没有真正的危险，风浪是有，可没有谁手里攥着别人的活路。
第三条最要紧：所有人都知道，101天以后就上岸。知道有头，人就会忍，把人逼疯的往往是看不见头。三条一摆，结果早就定了。
更难看的是，赫诺维斯没站在一边看，他一直在往锅里加料。换问卷，念答案，撤船长，顶着风走，每一步都是在制造他想看见的场面。
他制造了101天，场面还是没来，来的只有一船人越来越重的戒心。
笔者翻看当年的材料，问卷发了一轮又一轮，前后46份，发得这么勤，说明他急。可他后来发表的结论写得很清楚：船上的摩擦，跟什么攻击本能对不上号。
一个想证明人会变坏的人，在自己的研究里写下了相反的话。拿十个人的安危去验证一个念头，比船上任何一场架都可怕。
十个人上了岸，各回各家。这场漂流没证明法律一撤人就变坏，它证明的是另一件事：一个认定别人会变坏的人，手里只要有一点权，就会自己动手把局面往坏里推。
他往船上搬酒，当众念问卷，还抢了舵轮，成了全船最想弄走的那一个。
笔者看下来，这个实验最值钱的地方不在它证明了什么，在它把一个设计者的偏见原样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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