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与地缘经济重塑的背景下，越南正从低成本制造基地迈向区域制度枢纽。本文基于对越南工商会（VCCI）主席胡士雄（HoSyHung）的专访，探讨越南如何通过制度改革、高标准经贸协定与营商环境优化，重塑自身在亚太地区合作体系中的战略定位。从效率驱动到制度驱动，越南的竞争优势正越来越建立在制度透明度、供应链韧性与跨境协同能力之上。胡士雄认为，未来经济体竞争的关键不仅在于吸引资本，更在于持续创造信任。因此，企业不仅是市场主体，也是制度演进的重要参与者。越南的长期目标不只是实现经济增长，还要在区域合作中成为能够持续输出稳定、信任与协作价值的关键枢纽。
文｜时青靖
编辑｜王延春
在全球规则重构的关口，胡士雄正以制度赋能为杠杆，推动越南从低成本承接者跃迁为亚太协作网络的“信任枢纽”，在互利共荣的区域秩序中，重写越南的战略身位。
在区域经济的经纬仪上，越南常被简化为一个极佳的地缘脚注：北依中国腹地，南抵东南亚的心脏，绵长的海岸线将其天然锚定在全球航运与产业转移的动脉之上。对敏锐的外部资本而言，这里是供应链重组中被反复竞价的宠儿，是制造业梯度转移的黄金承接地。而其首都河内，则在历史的厚度与制度的韧性中，展露出一种张力十足的双重性——它既守护着旧城缓慢呼吸的肌理，又在工业化浪潮的牵引下被持续而克制地重构。
然而，当视角从地理位置与宏观叙事进一步下沉时，真正定义越南当下身位的并非“地利”的馈赠，而是其内部经济结构的演化。
胡志明市和周边的南方地区的气候常年带着一种稳定的温和感：湿润、明亮，却不过度张扬。四季在这里的分界并不明显，阳光、雨水与海风交替出现，构成一种持续流动却不失秩序的自然背景。这种自然节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理解越南发展节奏的一种隐喻——变化始终存在，但很少以剧烈的方式打断连续性。
过去20余年，越南的经济变化更接近一种渐进式发展过程：外资制造业集聚、出口体系升级、城市化持续推进，以及制度层面对市场机制的持续调适，共同构成一个动态重组中的经济体轮廓。这种变化更像是在时间中被缓慢推动的结构调整，在隐性波动中逐步改变越南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与权重。
超越增长刻度
在这一进程中，河内扮演的角色尤为微妙。作为政治与制度中枢，它既不像胡志明市那样完全市场化，也不只是行政中心，而更像一个持续调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控制室。在这里，政策、资本与企业预期之间的反馈速度被不断压缩和校准。
正是在这一制度与市场的接合部，越南工商会已演变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权力枢纽：它的一端锚定政策制定的宏观逻辑，另一端则直面企业运行中的微观摩擦，成为透视越南经济结构演进的绝佳窗口。胡士雄正是这一体系中深度参与制度斡旋与环境塑造的核心变量。置身这场深刻的动态博弈，他正锚定那个最具挑战性的政经连接点，维系着精密的平衡。
作为2025年新任越南工商会主席，胡士雄的职业底色极具张力。他曾先后出任越南财政部副部长及越南国有企业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CMSC，已于2025年3月撤销）副主席，并拥有越南国民经济大学经济与发展规划博士学位。这一兼具制度治理实践与学术体系训练的履历，赋予了他严谨的结构化思维；而如今执掌越南商业的“最高议事厅”，则要求他具备全球化2.0时代的敏锐直觉。这一特殊身位，使他成为越南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观察者与协调者：既深谙宏观制度演进背后的政策意志，也能够从微观上精准感知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所承受的真实摩擦与成本结构变化。
当这种“宏观治理者-产业协调者”的双重身份被进一步置于亚太区域协作的坐标系时，他的视野也随之被拉升至更高维度。
这种跨越政经两界的双重身份，赋予了胡士雄一种APEC式的全局视角。亚太地区并非散落的单体竞争单元，而是一个协同演进、兴衰与共的区域生态系统。越南的崛起并非孤立的突围，而是亚太区域互补互信机制下的必然结果。他深知区域协作的本质已从简单的贸易让利转向机制共振：当互利不再仅仅表现为资源交换，而是表现为制度标准的互认与供应链韧性的共建时，越南作为枢纽的含金量才真正凸显。
信任架构与系统跃迁
这种枢纽能力的生成，并不只依赖制度层面的趋同，还内嵌于不同经济体之间长期互动所形成的认知调适机制。在一个多种发展路径与治理逻辑并存的区域体系中，协作本身意味着持续的理解成本与信任修复能力。
亚太地区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经济网络，也承载着多元的政治制度与文明经验。正是在这种差异长期共存的结构中，互信逐渐超越规则一致性的范畴，转而建立在对不对称性与差异性的承受能力之上。
相比于亮眼的增长指标，胡士雄更倾向于从结构性视角审视越南的未来。在他的视野中，越南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这一经济体正缓慢而坚定地摆脱“低成本劳动力”与“资源密集型”的传统叙事，试图向效率驱动的高附加值经济体跃迁。
作为长期穿梭于河内权力中枢与全球商业领袖之间的协调者，胡士雄所推动的并非简单的产业升级，而是对制度与市场反馈机制的再校准。他在采访中展现出一种审慎的笃定。在他看来，越南私营企业的战略角色正在发生质变——它们不再只是逐利实体，而且已成为塑造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力量。
他谈论越南的方式，带有一种结构化的雄心，而非政策官员式的数字堆砌。在他眼中，这一经济体正逐渐逼近一个更深层的临界时刻。2025年，越南人均GDP跨越了5000美元的门槛，正式迈入中高收入阶段。但在胡士雄看来，这并非阶段性的抵达，而是一次更宏大征程的起点。根据2026年年初更新的长期战略规划，越南已设定了极具张力的路线图：力争在2030年建成现代化的工业化经济体，并以此为跳板，向2045年跻身高收入发达经济体的终极目标冲刺。
这不仅是一场对增长率的追逐，更是一场在全球经济深度重构背景下的系统再造。在这种语境下，越南不再是全球供应链版图中被动等待重组的碎片，而是一个正试图重新定义自身连接方式的进取型实体。凭借长期在国有资产管理中枢沉淀的结构化思维，胡士雄正试图通过压缩政策信号与市场脉搏之间的反馈时差，将宏观的制度意志转化为微观的增长动能。他所探索的是一套更具内生性与可持续性的竞争逻辑：对他而言，增长速度只是历史进程中的刻度，而如何通过制度框架与企业活力的深度共振实现系统跃迁，才是决定越南能否在未来20年真正破局的关键。
重新定位
过去10年，这个东南亚经济体几乎被一致地描绘为“下一个制造中心”：约5000亿美元的经济体量、超过4700亿美元的出口规模，以及在电子、纺织与新能源领域持续流入的外资，共同构成了一条清晰的上升曲线。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叙事中，越南顺势被定位为“替代性生产基地”，但这一叙事正在失去解释力。
“关键不再是产量，而是位置。”胡士雄在采访中强调。
他更倾向于用“结构节点”来定义当下的越南。这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区位红利，更是一种双重嵌入：一端是锚定印度洋与太平洋航运咽喉的地理张力，另一端则是通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等高标准协定构建的制度走廊。这种连接能力正在驱动越南从一个被动承接产能的出口平台，转向全球多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稳定支点。
胡士雄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清晰的：越南的枢纽价值建立在亚太区域互信的基础之上。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震荡中，互信是比资本更稀缺的润滑剂。越南正通过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将自身打造为一个透明、合规且可预测的商业伙伴，从而在亚太区域互补互利的协作链条中，承担起风险对冲者与效率放大器的双重角色。
然而，这种机制红利的背面，是依然冷峻的现实。在他的冷静解构下，越南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清晰可见：约97%的企业仍游走在中小规模的边缘，资本积累与研发储备尚显薄弱。当价值链的高地——设计、核心技术与品牌溢价——依然被国际巨头牢牢锁定时，在本土企业进入一级供应体系的路上仍然竖立着一道道质量与精密制造的壁垒。
“我们仍处于‘组装越南’与‘制造越南’之间的真空地带。”他坦言。
此外，外部世界的游戏规则也在被重新定价。以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为代表的绿色壁垒，正冷酷地改写着出口经济的成本公式。在这一逻辑下，“低成本”不再是绝对的通行证，取而代之的是对合规成本与技术主权的刚性要求。这不仅是贸易条款的更迭，更是一场关于主权能力的生存压力测试。
针对这一困局，胡士雄提出了“Glocal”（全球本土化）的进化路径，即在全球标准的坐标系内，重构本地能力的配置方式。这并非玄奥的修辞，而是一场由内而外的蜕变——从原厂委托制造（OEM）向原厂委托设计（ODM）乃至自有品牌攀升，将单点效率转化为产业协同。“数字化不再是锦上添花的升级，而是生存所需的底层基础设施。”他说道。
支撑这一转向的，是越南优势的变化。除了劳动力成本，更具竞争力的变量正在形成：广泛的贸易协议网络提供的制度红利，连接生产与消费两端的地理枢纽，以及年轻并具有天然数字基因的人力资本。这种灵活性在疫情后的复苏中得到了验证，并展现出一种政策务实主义与市场高响应度之间的微妙共振。但胡士雄清醒地意识到，灵活性并不等同于系统跃迁。
分散的企业结构、匮乏的研发投入，以及绿色转型带来的融资杠杆与治理重负，依然是通往价值链顶峰的引力约束。因此，这不再是一场局部突围，而是一场关乎整体经济的系统跃迁：既要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获取更高维的附加值，也要在本土泥潭中构建起稳固的能力结构。
这就是胡士雄笔下的“关键点”：机会与约束交织，路径已然收敛，每一个选择都因其局限而显得越发沉重。若这一转型最终完成，越南将不再仅仅是全球规则的追随者，而将开始在规则的博弈场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
角色易位与制度辩证法
在这一再定位之上，一种变化正在发生：企业在越南经济叙事中的位置正在被重新书写。长期以来，它们被习惯性地视为增长的执行单元，游走于宏大叙事的边缘；而今，它们被推向了权力与结构的中心。2030年的发展蓝图，不再只是增长指标的集合，而更像是一场关于制度韧性与经济组织方式的全面压力测试。
在这一语境下，胡士雄提出了一个更具方向性的判断：企业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位移，“企业不再仅仅是利润的追随者，而是经济体竞争力的‘建筑师’”。
这一表述已进入政策语境。越南已将私人部门明确为关键增长引擎，并设定了到2030年活跃企业数量达到约200万家、对GDP贡献超过一半的目标。企业因此不再只是市场主体，还是被嵌入经济体发展结构的核心单元。技术变量加速了这一位移。随着数字经济的扩展，企业的功能正在发生转变——从生产与交易主体转向知识与数据的载体。2025年，越南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约14%，计划到2030年提升至30%。这种位移不仅是规模的扩张，更是身位的跨越——企业正艰难而坚定地从产业链的执行端向价值链的策源端移动。
这种角色的位移，必然反向要求制度底层逻辑的调整。胡士雄深谙“制度即竞争力的母体”这一逻辑，在他的推演中，越南正在进行一次营商逻辑的调整：将制度从以约束与管控为主的边界框架，逐步转化为能够持续释放效率与预期的赋能结构。
这一调整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可预期性”。对长期资本而言，监管的不确定性往往比市场波动带来更持久且难以对冲的成本。胡士雄致力于切除那些导致政策传导梗阻的官僚主义的外围瓶颈，通过减少行政摩擦，为长期投资划定清晰的法理边界。在他的逻辑中，制度的竞争力不在于干预的强度，而在于边界的清晰与执行的一致——唯有如此，资本才可能被引导至10年以上的长周期配置之中。
随之而来的是对要素平权的制度性试验。他试图拆除那堵横亘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隐性围墙，使资本、土地与技术不再受制于企业“身份”的审视，而是顺着效率逻辑自由配置。在这种语境下，实质性的公平被视为激发创新的唯一土壤：只有身份门槛消失时，增长的内生动力才可能真正爆发，并为国际资本提供一个确定性的竞技场。
最具前瞻性的动作，则是引入弹性机制。面对技术迭代快于规则落地的常态化错位，胡士雄提倡通过“监管沙盒”为先锋企业预留出试错的缓冲带。这种有限开放的机制，本质上是在为尚未定型的未来模式预留制度空间。这种“制度竞争即速度之争”的哲学，旨在确保越南在数字与绿色转型的剧烈震荡中，不因规则滞后而丧失先机。
在这一逻辑驱动下，越南经济逐渐显现出一种功能分化的“双轮”结构：国有企业承担“压舱石”角色，锚定能源、金融等战略性领域，以厚重的长期资本构筑经济体系的稳定底座与战略纵深；民营企业则成为最具活力的“发动机”，贴近市场变化，通过高频试错与快速迭代，不断拓展增长的边界与外延。“一端托底，一端前移。”胡士雄如此概括这一动态平衡。
在这一进程中，他所领导的越南工商会亦发生了功能性的重组与跃迁。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中介，而是逐步转化为一种精密的“制度反馈装置”与“政策转译器”——持续捕捉企业一线运行中的真实摩擦，并将其提炼为可被制度识别与吸收的关键信号。借助“企业可持续发展指数”（CSI）等工具，长期主义由此不再停留在理念层面，而被转化为一套可操作、可衡量的治理框架。
归根结底，这不仅是产业层面的升级，更是一场深度结构重塑：企业从单纯的逐利实体，转向规则生成过程中的关键参与者；制度则从外在的管理工具，演进为内生的竞争资源。在胡士雄的整体推演中，企业已不再只是适应变化的一方，它们正在逐渐成为变化本身。
长期主义的隐性护城河
当双轮驱动的结构趋于稳固时，另一种更难量化却最具决定性的变量开始悄然浮现——时间。
在资本加速流动、周期不断压缩的碎片化时代，胡士雄的判断显得格外克制而具有穿透力：“耐心，本身就是一种极具竞争力的生产要素。”它的价值不在于博取短期溢价，而在于构建跨越周期的韧性结构。这种认知源自越南工商会十余年来推动CSI所沉淀的制度经验，而他正成为这一进程的承接者与推进者。在项目初期，对治理透明度与合规性的投入往往被视为利润的隐性成本，其回报在报表中几乎了无痕迹。那是一个极其安静、孤独且需要判断力的阶段。
然而，转折点随着全球供应链规则的范式转移而出现。当环境主权与社会责任成为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门槛时，那些早期选择“慢下来”修炼内功的企业，开始获得重新定价的机会——它们不再是替代性的供应链执行者，而是进入优先合作序列的主体。这一变化折射出越南竞争逻辑的根本迁移：成本优势正在让位于能力与信任的长期积累。
围绕这一逻辑，胡士雄所推动的一系列制度工具呈现出清晰的时间导向。CSI为企业提供长期能力的参照框架，“省级绿色指数”（PGI）将地方治理质量纳入比较体系，各类可持续发展平台则推动企业持续对接国际标准。这些机制并不追求即时反馈，而致力于逐步改变企业的决策结构与行为预期。
“这是一种关于时间的复利。”胡士雄观察道。那些最初看似沉重的合规枷锁，最终在时间的洗礼下，成了难以逾越的“护城河”。变化已经开始显现，越来越多的越南企业从利润导向转向能力导向：在数字化转型中提升效率，在绿色生产中重构成本结构，在人力资本投入中强化组织韧性。这些选择虽然在短期内会增加投入，但可以在更长周期中改善增长质量。
在更宏观的层面，治理更稳健、规则更透明的制度环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以长期回报为目标的资本。越南所探索的不仅是一种增长模式，更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治理方式：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为长期能力的形成提供稳定空间。
速度与规模依然重要，但它们已不再是故事的全部。真正决定竞争结果的是企业与制度能否在时间的约束与筛选中，持续积累那些最初不易被看见却最终构成门槛的核心能力。长期主义因此从理念叙述中被抽离出来，转化为越南最具现实性的竞争逻辑。在全球竞争格局重构的过程中，时间不再是背景变量，而成为决定结构分化方向的隐性机制。
代际传承
如果说时间决定了回报的形态，那么在越南企业内部，它正以另一种更为隐秘且更具阵痛感的方式展开——代际传承。
这是一条比资本流动更难设计的路径。第一代企业家多诞生于“革新开放”的蛮荒期，他们是天生的丛林生存者，擅长在制度尚有留白、市场仍在生成的缝隙中，凭借敏锐的本土直觉与风险承受力完成原始积累。某种程度上，他们不仅塑造了企业，也参与了越南市场法则的早期构建。
正在步入舞台中心的新一代，则成长于完全不同的环境：制度趋于稳固，产业深嵌于全球价值链的经纬。他们带着系统化的管理逻辑与跨文化视野归来，试图将前辈的“个人魅力”翻译成可复制的“制度语言”。
在胡士雄的观察中，问题从来不在于代际优劣，而在于两种能力能否在同一组织中完成叠加。继承若仅是职位的交接，企业则很难跨越周期，真正稀缺的是那些无法写入资产负债表的部分——信任网络、决策逻辑、对风险的直觉判断，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形成的韧性。
但延续本身并不充分。数字化转型与全球竞争要求新的能力被引入并制度化，例如，技术理解、数据思维、跨文化管理。这使得代际传承不再是“替代”，而更像一次压缩——将经验与创新、稳定与变化纳入同一治理框架。
因此，这一过程逐渐呈现出制度议题的特征。在胡士雄的推动下，越南工商会开始将“领导力传承”纳入工作重点，通过家族企业平台、培训与导师机制，引入更系统的治理工具与国际经验，试图为这一过渡提供结构化路径。其目标并不复杂：将依赖个人判断的企业转化为可以延续的制度安排。
一些变化已开始出现。独立董事机制被逐步引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边界趋于清晰，治理透明度有所提升。这不仅为创新提供了更稳定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代际转换带来的波动。
但这一过程远未完成。在许多企业中，“守成”与“创新”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经验需要被保留，但路径依赖必须被打破；组织需要连续性，同时也需要为新能力腾出空间。这使得代际传承不再只是企业内部的事务，而成为影响整体经济稳定性的变量。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是一场未竟的“制度接力”：一端是创始一代在不确定性中形成的生存哲学，另一端是新生代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竞争范式。两者间的衔接质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越南企业能否从“成长型选手”蜕变为“成熟型竞争者”。时间在此再次扮演了筛选者的角色——它无声地裁定，谁能在延续中完成更新，谁又将在路径依赖中枯竭。
通往2045年的“隐性变量”
当制度、结构与传承逐一归位时，胡士雄将思考引向了那个最基本的命题：在不确定性成为全球常态的今天，何以维持方向？在他的治理哲学中，答案呈现出一种近乎克制的简洁：战略定力不应依赖个体意志，而应根植于制度化的决策机制。
这一判断带有深刻的操盘手痕迹。在他参与的国企改革中，外界预想的“剧烈转折”并未发生，变化总是通过治理结构的微调与责任边界的厘清，在时间中缓慢渗透。这种“转型”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一个持续的、可管控的进程。
河内入夜，潮湿的空气沿着法式街巷缓慢铺展。旧城的喧嚣与新区的灯火在夜色中交会，车流在湿润的路面上拉出细长而连续的光痕。在这座看似混沌却充满内在张力的城市中，胡士雄给出了他关于未来竞争的终极变量：制度与信任。
这种信任的半径并不止于越南自身的疆界。在胡士雄构想的2045年蓝图中，越南不仅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而且是亚太区域协同网络中一个具备持续价值输出能力的区域动力源。通过互利共赢的协作机制，他试图将越南的发展轨迹无缝嵌入区域共同繁荣的壮阔进程。
更准确地说，这种信任锚定于一种能够持续赋能的制度结构，以及建立在透明度之上的秩序。当制度足以对冲不确定性并释放企业的创造空间时，它本身便不再只是冰冷的框架，而会开始塑造增长的边界与方向。
不确定性并未消散，但在胡士雄的推演下，它的属性已发生了偏移——从需要规避的风险，转化为可吸收、可管理的条件。
夜色中的河内依旧喧嚣，但在更深一层的结构之中，变化正呈现出另一种质感：更安静，也更持久。制度在重写，企业在重构，而时间则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方式，筛选并放大那些能够跨越周期的力量。某些跃迁并不会被大声宣告，它们更像是被逐渐识别出来的。繁盛只是一个可见的瞬间，而真正决定这个瞬间的，是此前漫长、寂寞且不可见的累积。
在这种时间结构中，转型不再意味着与过去的割裂，而是在时间中被缓慢确认的连续性。当这一切最终对齐时，属于越南的那个繁盛瞬间，只是刚刚开始显形。
2026年，APEC迎来“中国年”，第三十三次APEC经济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作为APEC框架下的工商界咨询机构，ABAC自1995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三十年。三十年来，来自亚太各经济体的工商界代表持续为区域合作建言献策，在分歧与不确定性中推动共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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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愿我们跟随这些来自亚太各地的实践者，读懂差异之上如何构建合作，看见亚太共同体的鲜活图景。
本文选自《和合之构：文化共鸣与亚太新未来》，中信出版社，2026. 10，《财经》ABAC会议报道组撰稿
责编 | 张生婷
题图来源｜《和合之构：文化共鸣与亚太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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