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下旬，北平华北“剿总”司令部内，傅作义面对一支接一支燃不着的火柴，迟迟没有点燃手中的香烟。城外解放军已经完成包围，城内各方势力互相窥探，这位将领明白，摆在自己面前的，已不是单纯的军事选择。
傅作义的处境很复杂。他并非一开始就准备彻底倒向共产党，也曾设想通过保留实力，争取一个联合政府的局面。可蒋介石要求他率部南撤，傅作义却连续拒绝。北平守不住，部队若继续作战，城中百姓和多年积累的古都建筑都可能遭受严重破坏。
更早以前，傅作义与共产党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绥远组织抗战，曾吸收八路军政治工作和部队建设中的一些做法，也接受过中共方面的帮助。爱国青年和进步干部进入其部队后，军队的组织方式和精神面貌都出现变化。
绥远抗战取得战果后，毛泽东曾赠送锦旗，称赞绥远抗战是“全国抗战之先声”。蒋介石对此却颇为警惕，甚至把傅作义的部队讥称为“七路半”。这句带有讥讽意味的话，透露出国民党高层对傅作义部队变化的担忧。
蒋介石没有立刻与傅作义公开决裂，而是采取了更隐蔽的办法。特务人员被派往北平，持续搜集傅作义的动向，军政系统内部也受到严密监视。傅作义既要考虑战场局势，还要提防身边的人，压力可想而知。
1949年1月，蒋纬国来到北平。有人提出，干脆把傅作义强行带回南京，以免他改变立场。这个建议起初被认为手段过于激烈，但随着北平局势迅速恶化，相关念头一度再次出现。
据有关回忆，蒋纬国与傅作义见面时，看到的并不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将领，而是一个被困局压得疲惫不堪的人。傅作义问他：“如果你是我，该怎么办？”这句话没有争辩，却把北平守军、城中百姓和个人安危之间的矛盾全摆了出来。绑架计划也没有真正实施。
1月21日，傅作义在高级将领会议上宣布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方案。经过谈判，双方确定解放军分批进城接收。1月31日，北平实现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北平街头人群聚集，古城没有陷入大规模巷战。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傅作义作出决定后不久，得知夫人刘芸生被国民党方面控制在重庆，处境十分危险。对傅作义而言，北平和平解放已经完成，家人的安危却成了新的牵挂。
当时，重庆地下党组织试图查明刘芸生的关押地点。地下工作人员经过摸排，判断她可能被关在一处废弃军营，但没有确切证据，贸然行动很容易打草惊蛇。监视、核实、等待，几项工作只能同时推进。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没有要求地下人员仓促冒险，而是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办法：制造刘芸生已经逃到香港的假消息。消息一旦传开，蒋介石方面必然会核查关押地点，真正的线索反而可能暴露出来。
3月中旬，香港方面陆续出现“傅作义夫人已经抵达香港”的传闻。消息传到重庆后，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立即派人前往那处废弃军营查看，地下人员也借此确认，那里关押的确实是刘芸生。
确认身份只是第一步。如何把人救出，才是最危险的环节。地下党组织没有急于行动，而是继续掌握押送规律和周围情况，等待能够避开严密看守的时机。
6月初的一天夜晚，刘芸生被押离军营。地下人员抓住转移途中防守变化的机会，迅速展开接应。经过周密配合，她被成功救出，随后转赴香港，并得到当地地下组织的保护。
直到1950年，刘芸生才回到北京，与傅作义及家人团聚。此时的傅作义，已经成为新中国政权中的重要成员。1954年，他出任水利部部长，参与国家水利建设。毛泽东曾评价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做出了很大的功劳”。
1974年，傅作义病重住院，周恩来前往探望，并转达毛泽东的问候。北平城头的谈判、重庆军营里的营救，以及后来水利建设中的任职，构成了傅作义人生中几次关键转折。每一步，都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而是军事压力、政治环境与百姓安危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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