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把围裙解下来,放在饭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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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桂芬,今年六十一,河南许昌人。纺织厂细纱车间干了三十四年,接头这个动作做了半辈子,右手食指第一节磨出一块茧,比别处硬,摸上去像颗小石子。五十岁那年厂里政策性内退,我在家闲了三个月,闲得心慌,又去二十三中食堂切菜,一干十一年。今年七月十六,食堂管事的跟我说,李姐,超龄了,保险上不去,你回家歇着吧。我说行。

那天我把围裙解下来,用洗洁精搓了两遍,晾在灶台边上。下午三点半到家,老周在沙发上看电视,声音开得老大,是唱戏那个频道。我把包放下,进厨房烧了壶水,又出来,站在饭桌旁边。桌上还摆着中午的碗,两个,一个他的一个我的。他的碗底剩了半口汤,油花已经凝住了。

我说,老周,我们离婚吧。

他把电视关了。屋里一下子静得能听见楼下谁家在剁饺子馅,一刀一刀,很匀。他看了我一会儿,说,你说啥。我又说了一遍,一个字没多。

我跟老周是一九八七年腊月初八结的婚,媒人是我三姑。那年我二十三,他二十五,在卷烟厂当电工,穿一件蓝卡其的工装,袖口磨白了还是干干净净。第一次见面在公社门口,他给我买了一根冰棍,自己没吃,站着看我吃完,把棍儿接过去扔了。那时候我就想,这人心细。

婚后这些年,他工资全交。一个月发下来,连信封都不拆,往抽屉里一放,说,你拿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晚上七点半准时下楼跟人下象棋,九点回来洗脚睡觉。院里谁家管子漏了、灯不亮了、电视没影了,都找他。他背个工具包上去,一会儿就下来了,人家给他递烟,他摆手,说不会。院里评五好家庭,我们家年年有份,红纸贴在单元门口,我看了三十多年。

他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好得像个客人。

客人是不进厨房的。三十八年,他没烧过一壶开水。酱油搁哪个柜子,他问我;盐没了,他站在厨房门口喊我;儿子开家长会几点,他不知道,问我;女儿发烧三十九度,他下班回来坐在床边,还是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说去,他就去推自行车。他从来不拿主意,也从来不添乱,就像屋里的一个影子,天亮在,天黑也在,你伸手摸过去,摸得着,但是不热。

我怀老大的时候,八个多月还上夜班。细纱车间里三十几度,棉絮飞得像下雪,机器响得说话得贴着耳朵。我站到后半夜,脚脖子肿得穿不上鞋,就趿着。生老二那年腊月,我自己走到县医院三楼,走到一半疼得蹲在楼梯口,是隔壁车间的刘姐把我架上去的。老周那天值夜班,第二天早上才来,来了站在床边,手不知道往哪儿放,问我想吃啥。我说想喝口小米粥。他出去了一趟,端回来一碗胡辣汤,说卖粥的没开门。

那碗胡辣汤我喝了。辣得眼泪往下掉,他以为我疼。

他不是不心疼我,他是不知道我疼在哪儿。

日子就这么过。锅台是我的,缝纫机是我的,孩子的作业本、老人的药、亲戚的人情往来,都是我的。他会干的事也不少,就是全在门外头:帮邻居修电扇,给楼道换灯泡,替厂里看仓库,谁家死人了他去帮忙抬桌子。他一辈子在外头是个好人,回了家是个客人。

我五十岁内退那年,心里空了一阵。后来去食堂,一天站八个钟头,切三十斤土豆,手背上烫过两个疤。我不觉得苦,人有个去处,比啥都强。食堂的姐妹里我年纪最大,她们叫我李姐。有个叫小改的,比我小十岁,去年男人没了,她哭了一个月,第二个月照常来上班,切着菜还哼戏。我看着她的背影想,女人这东西,就是耐。

七月十六那天,我从食堂回来,围裙解了,忽然发现自己没地方去了。三十四年厂里,十一年食堂,一下子全没了。我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看着灶台上那口锅,锅盖上有圈黑印子,是前年炖排骨扑出来的,擦不掉。我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把饭桌上的碗收了,抹了桌子。

抹完桌子我就想明白了。我不是那天才想明白的,我是想了很多年了,只是那天,我第一次有工夫把它说出来。

02 儿子女儿都回来了,说我老糊涂

老周没吵。他把电视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最后说了一句,你想好了?我说想好了。他说,那我给我姐打个电话。

第二天中午,儿子周强从郑州开车回来,女儿周敏坐高铁从苏州回来,两个人在楼底下碰上了,一块儿上楼。周强一进门就问我,妈,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咱去医院查查。周敏坐到我旁边,拉我的手,说妈你都六十多了,别闹。

我说我没闹。

周强声音就大了。他说我爸哪点对不起你,工资全交,一辈子没在外面乱来过,你让我们在院里怎么做人。周敏说,妈,你要是嫌闷,我给你报个旅游团,去云南,八千块钱我出,你想玩多久玩多久。

我看着他们两个。周强四十了,肚子起来了,说话的时候手在裤兜里摸烟,摸半天没摸出来,他戒了,可这个动作还在。周敏的指甲做得亮亮的,一双手伸过来,我都不太认得那是我闺女的手。他们是我一口一口喂大的,可这会儿坐在我对面,像两个来劝人的外人。

我说,你们爸哪点都好,我知道。我不是要跟他算账。

周强说那你图啥。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我图啥呢。我总不能跟他们说,我想有一天早上醒来,不用先想今天给他们爷仨做啥饭。我总不能说,我想试试一个人过,看看自己到底是个啥人。这话太轻,他们听不懂;也太重,说出来像抱怨。

后来我姐来了。我姐七十一,拄着拐,进门先数落我,说桂芬你这是作,老都老了还作。亲戚又来了三四个,坐在客厅里,一人一句,都是为你好。我给他们倒水,削了个苹果,切成瓣,插上牙签。切苹果的时候我手很稳,一刀一刀,皮没断。

一辈子听人劝的人,劝到最后,连自己想干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天晚上人都走了,老周坐在床边脱袜子,忽然说,房子归你,我搬厂里那间老宿舍去。

我说房子给儿子,我搬老家属区六楼那套。

他抬头看我,眼睛有点红,说那房子没电梯。

我说我知道。

老家属区那套是九三年的房子,五十几平,六楼,顶楼。当年分房我们没要,让给了老周他弟,后来他弟一家去了新疆,房子空着,一直没卖。钥匙在抽屉最里头,用一块红布包着。我去开门那天,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着扶手上去,一层一层数,数到六楼,钥匙插进去,转了两圈才开。屋里一股闷了很久的味儿,窗户上贴着旧报纸,报纸上是二〇一一年的日期。

我把窗户全打开,风灌进来,把报纸吹得哗啦哗啦响。

头一个星期,我天天出错。电饭锅的插头找不到,米下多了,一锅饭吃三天。灯泡憋了,我搬凳子站上去,凳子晃,我扶着墙,手心全是汗,拧了三回才拧上。扛米是最难的,二十斤一袋,从粮店到楼下二百米,我歇两回;上到三楼就得放下,坐在台阶上喘。四楼的邻居下来问我,李姨你咋自己扛。我说活动活动。

最难的是夜里。老周打呼噜,我嫌了三十八年,忽然没了那声音,我睡不着,一夜醒四五回,水管子里咕噜一声我都要坐起来。后来我把电视开着睡,声音调到一格,像屋里还有个人。

第五十二天夜里,我胃疼。疼醒了,以为是吃了凉东西,喝了口热水,越喝越疼,疼得背都直不起来。我看表,两点四十。我先想着忍忍,忍到天亮。忍了二十分钟,汗把秋衣湿透了。我摸到手机,想给周强打电话,手指头按在名字上,停住了。他半夜开车三百公里,来了也是站在医院走廊里问我,妈你咋不早说。

我自己穿衣服,扶着墙下楼,六层,歇了三回。在小区门口站了七八分钟才来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三十来岁的男的,从后视镜里看我,说大娘去哪儿。我说县医院。他说你一个人?我说一个人。

急诊在二楼,走廊里的灯白得刺眼,塑料椅子凉。我挂号、量血压、抽血、做B超,一项一项排队。护士喊名字,喊到李桂芬,我举手,说在这儿。那一晚上我坐在走廊上,看对面墙上的钟,从三点走到五点。天蒙蒙亮的时候,一个年轻大夫拿着单子过来,说是急性胃炎,输两瓶液就好。

输上液,我给自己剥了个橘子。橘子是出门时顺手揣兜里的,凉,酸。我一边吃一边想,原来我一个人也能到医院来。

人到六十才知道,能自己走到医院,是本事。

第六十几天,我去菜市场。以前我买菜,一买就是一星期的量,排骨三斤,豆角二斤,土豆一兜。那天我站在肉摊前头,看了半天,说,给我切半斤。卖肉的小伙子抬头看我一眼,说半斤?我说半斤。他切了一小块,往秤上一放,五块二。我拎着那一小袋肉往回走,袋子轻得几乎没有分量,可我心里踏实。

半斤肉,一个人吃两顿。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算自己的账。

03 第66天,他拎着两条鲫鱼站在门口

第六十六天是九月二十,天刚冷下来。那天下午四点多,我正在厨房擦灶台,听见有人敲门。敲得很轻,两下,停一停,又两下。这个敲法我熟,是老周,他一辈子不好意思使劲敲门。

我从猫眼往外看。他穿着那件藏青的棉袄,领子立着,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两条鲫鱼,还在动。他头发好像更白了,站在门口,棉鞋上沾着泥。

我没开门,把防盗链挂上了,才把门开一条缝。

他说,桂芬。

我说,你咋来了。

他把鱼往上提了提,说,我该早来的。市场上刚上的鲫鱼,活的,你炖汤喝,对胃好。

我看着他手里那两条鱼。三十八年,他没买过鱼。他不知道鱼要开膛、要去鳞、要抠腮,不知道炖鱼得先煎一下才不腥,不知道葱姜在哪个抽屉。他大概以为,拎两条鱼来,就是把日子拎回来了。

我隔着那条链子,跟他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我说,鱼你拿回去,我这儿没葱没姜。

第二句,我说,老周,这三十八年你没亏过我,工资一分不少交,我知道。

第三句,我说,可我不想再当那个什么都会的人了。

我说完,他站在那儿没动。楼道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他忽然抬手抹了一下脸,说,我学。我说你学啥。他说我学着做饭。

我说,老周,你六十三了。

他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把鱼放在门口的鞋柜上,转身下楼。下楼下得很慢,一层一层,脚步声越来越远。我扶着门站着,听见他在三层还是四层的地方停了一下,好像是扶着栏杆喘。

那两条鱼我没收。第二天早上开门,鱼还在,塑料袋上结了层白霜。我端起来,送到楼下垃圾桶。倒的时候我心里疼了一下,但是没后悔。

三十八年,我恨不起来了。恨是要用力的,我的力气得留着过日子。

那天晚上周敏打电话来,说妈,我爸一个人在家吃泡面。我说哦。她说妈你真狠心。我说嗯。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站了半个钟头,看楼下小卖部的灯,一直看到人家关门。

国庆那天,我一个人坐火车去了青岛。许昌到青岛,普快,八十九块钱,我买的硬座,靠窗。车上人不多,对面坐着个抱孩子的小媳妇,孩子哭了一路,她一直跟我说对不起。我说没事,孩子嘛。

到青岛是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找了个三十块钱一晚的小旅馆,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电视,窗户对着别人家的墙。我把包放下,洗了把脸,就去看海。

海是灰的,不是电视上那种蓝。风大,吹得我眼睛睁不开,头发全糊在脸上。栈桥边上人不少,有卖烤鱿鱼的,十块钱三串,我买了一串,站着吃完。有个小姑娘让我帮她拍照,拍完了她说阿姨我也给您拍一张吧。我说好。我把棉袄的扣子扣好,站直了,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插在兜里。那张照片现在在我手机里,人小小的,后头全是海。

我在海边坐了两个钟头。浪一下一下地上来,退下去,再上来。我想起我妈,她一辈子没出过许昌,最远到过郑州,去看我姨。她走的那年七十六,临走前跟我说,桂芬,人这辈子别太能干。我那时候不懂,我说不能干谁干。她就不说话了。

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会,就是没人问过我想不想会。

从青岛回来是十月四号下午。我拎着一兜子海米上楼,六层,歇了两回。到门口掏钥匙的时候,看见门边上放着个塑料袋,鼓鼓的。我蹲下去解开,里头是两条鲫鱼,冻得硬邦邦的,像两块砖。外面裹了三层塑料袋,一层白的,一层红的,最外头那层是超市的袋子,打了个死结。

我拎起来看了看。鱼是收拾过的,开过膛,鳞刮干净了,腮也抠了,鱼肚子里塞着两片姜。

我在门口蹲了很久,腿都麻了。楼道的灯又灭了,我也没跺脚。

那天晚上我炖了一条。锅小,鱼长,我把尾巴掰了才放进去。汤是白的,我放了盐,放了点醋,喝着有点腥,也可能不是腥,是我嘴笨了。

另一条我没动,还在冷冻层里放着。

三十八年,我没恨过他。他把工资交给我,把一辈子的老实交给我,把这个家交给我,就是没把自己交出来。他以为把日子交出去就算过完了,我以为把日子撑住就算过好了。两个人谁也没说错,就是过成了两条平行线,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中间隔着一道门槛,谁也没迈。

现在我不怪他了。我只是不想再当那个什么都会的人。什么都会的人,没人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