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31日深夜，上海一处看守场所，于会泳饮下高浓度清洁液，等被发现时，身体已遭到严重损伤，抢救无效。这位曾经站在文艺舞台中心的文化部部长，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他的结局令人震动，不只是因为死法惨烈，更因为他曾经拥有过一段极其耀眼的人生。于会泳并非科班出身的显赫子弟，而是山东威海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
1926年，于会泳出生在威海农村。家里条件有限，父母仍想办法供他读书。高小毕业后，他当过小学教师。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年轻人日后会成为新中国文艺体制中的重要人物。
于会泳对音乐有着异乎常人的敏感。传统曲调、民间小调、乐器音色，他往往听过几遍便能摸清规律。1946年5月，他进入胶东文工团，从此正式走上文艺道路。
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工作经历，使他接触到大量民间音乐。演出之余，他走访乡村，记录当地流传的歌曲，整理编成《胶东民歌集》。这件事看似琐碎，却为他后来研究民族音乐打下了根基。
1949年8月，于会泳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凭借出色成绩，他毕业后留在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担任创作组长。音乐家贺绿汀对他十分器重，既指导他的专业，也提醒他要把创作根基放在人民生活之中。
于会泳确实有本事。他熟悉京剧、民歌和器乐，又愿意吸收西洋管弦乐的表现手法，能够把传统唱腔与现代配器结合起来。作品《夸女婿》演出时，工农群众听得懂，也愿意听，这正是他的长处。
不过，才华与品格从来不是一回事。于会泳性格要强，也很看重个人名声。合作创作时，他常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前面，由此受到批评。1958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这段经历对他的心理影响很深。
那段日子里，贺绿汀曾写信安慰他，并设法推荐他的作品。老师的帮助，让于会泳重新获得了创作机会。遗憾的是，专业上的挫折被他记住了，政治环境中的压力，也逐渐改变了他处理事情的方式。
1963年前后，戏曲音乐现代化成为文艺界的重要课题。于会泳撰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系统讨论传统戏曲如何吸收新的音乐元素。文章发表后引起关注，也让北京方面注意到了这个上海音乐工作者。
后来，他被调入上海京剧院，参与现代京剧《海港》的音乐创作。1965年，他又奉调参加《智取威虎山》的创作。为了完成配乐，于会泳长时间工作，甚至因劳累过度嗓音嘶哑。
《智取威虎山》的成功，使他的声望迅速上升。此后，《龙江颂》《杜鹃山》等剧目的音乐创作，也有他的参与。他尤其擅长把京剧锣鼓、唱腔板式和西洋乐器组织在一起，形成气势鲜明、节奏强烈的舞台效果。
有意思的是，专业成就越高，他与政治权力的距离也越近。于会泳并不是最早主动涉足政治的人，却在特殊环境中得到江青赏识。对方看重他的才华，也需要一个熟悉舞台艺术、能够贯彻意图的人。
“把戏做好，也要把立场站稳。”类似的话，他在当时的环境中听过不少。于会泳逐渐明白，单凭艺术能力已经无法解释自己的升迁，能否与上层保持一致，同样决定着他的前途。
“文革”期间，他曾设法保护浩然、汪曾祺等人，也试图为恩师贺绿汀减轻冲击。但贺绿汀属于被重点批判对象，于会泳最终还是在压力下参加了批判活动，说出一些违心的话。这个细节，暴露出他的软弱，也反映出当时文艺工作者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此后，于会泳担任上海文化局党委书记，职务不断上升。1975年，他出任文化部部长。专业成就、政治依附和时代风向交织在一起，把他推到了一个原本难以想象的位置。
但权力来得快，失去得也快。1976年10月，江青等人被隔离审查，于会泳因关系密切受到牵连。起初，他积极配合调查，写下了长达17万字的交代材料，或许仍相信自己只是执行任务，不会承担太重责任。
审查却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结束。昔日的部长身份不再提供保护，过去参与的事情被重新核查，个人责任也被一项项追问。身份骤然跌落，心理防线随之崩塌。
1977年8月31日，于会泳在极度痛苦中自尽，年仅51岁。1983年，相关部门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开除党籍。那些曾经轰动舞台的乐章，最终没有替他抵消政治生涯中的责任。曾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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