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遵义城：红军缴获王家烈家底，12天分粮、招兵、赶新军装，走之前还开了三天会|中央军|智取遵义城|王家烈

参考来源：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红军在黔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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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35年1月初，贵州遵义城还裹在湿冷的雾气里。

这座背靠大山、扼守黔北的古城，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经营多年的老窝。

王家烈在贵州盘踞多年，靠着一路上刮来的苛捐杂税，把遵义囤成了自己的"钱袋子"和"后花园"。

按常理说，敌人打上门来，总该拼死守一守。

可这仗打得邪门——枪声稀稀拉拉，城就换了主人。

红军进城之后干了三件事：开仓分粮、招收新兵、连夜赶制军装。

十二天工夫，一座军阀的老巢被掏空，几万人的队伍补了血、换了衣，临走前还在老城里连开了三天会。

很多人要问：黔军为什么不打？

王家烈攒了十几年的家底去了哪儿？

那十二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三天会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交锋？答案，就藏在这座山城的烟火与硝烟之间。

下面，就从这座城和守城的那些人说起。

[一] 外强中干的黔军，不堪一击的城防

要弄明白遵义城为什么这么容易易主，得先看看守城的是谁。

王家烈，贵州桐梓人，黔军的老牌首领。贵州这地方山高路险，中央军的势力一时半会儿伸不进来，各路地方武装各自划地盘、收税、养兵，活脱脱一座座小王国。

王家烈能坐稳这个位置，靠的不是打硬仗的本事，而是会算账、会周旋。

先说兵。黔军的兵，老百姓背地里叫"双枪兵"——一支是步枪，一支是烟枪。贵州烟土泛滥，当兵的普遍抽大烟。

这一口烟抽下去，军饷常年拖欠，装备也破破烂烂，有的士兵连像样的军装都凑不齐。

平日里欺压百姓有一套，可真到了拼命的战场，这样一支部队能有多少战斗力，可想而知。

烟瘾上来的时候，士兵浑身发软、涕泪横流，握枪的手都在发抖，不要说冲锋御敌，就连长时间站岗都难以支撑。

不少连队枪支残缺，子弹稀稀拉拉，很多人身上只有寥寥几发子弹，更多的是靠着军阀的威势在地方横行。

再说将。遵义城里名义上坐镇的，是黔军的侯之担。

此人官衔不小，手握乌江沿线的江防重任，手里掌控着黔军一支主力，可听说红军逼近的消息，脚底抹油的本事一点不差。不等防线彻底崩溃，他就悄悄安排亲信转运金银细软，连队伍都不带，独自先往贵阳方向逃命，丢下一线官兵自生自灭。至于王家烈本人，那更是左右为难，如同夹在两块巨石之间。

红军打贵州之前，蒋介石已经摆开架势，打着"追剿"的名号，把中央军一步步往贵州引。各路追兵也紧随其后，从东面压来。

王家烈心里门儿清：真要跟红军硬拼，打输了直接丢掉遵义乃至整个黔北；就算侥幸打赢，部队折损大半，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好趁虚而入，借着"助剿"的名义进驻贵州，把他的地盘也"顺手"收了。

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于是他的对策只有一个——消极设防，尽量迟滞，让红军快点走，别在自己地盘上久留，自己则尽量保存实力，好跟各方势力周旋。

所以，当红军强渡乌江、一路杀向遵义时，守城部队从上层到基层，根本就没打算死磕。

乌江号称"天险"，是贵州的一道天然屏障。两岸悬崖峭壁，水急浪高，水底遍布暗礁，江风呼啸，历来是兵家难渡的天堑。

红军要进遵义，先得过这道关。 1935年1月1日，红军兵分三路，扑向乌江的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三个渡口。

渡江打得并不轻松。

乌江上没有桥，岸边连条像样的船都找不到——黔军早就把能渡江的家什破坏殆尽，船只凿沉、木筏焚毁，连一支桨、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没留下。红军战士就地取材，用草绳、竹皮和绑腿带扎起竹筏，在刺骨的江水面前寻找生路。

先说江界河渡口，这是三个渡口里打得最凶的一处。

夜里，八名水性好的战士先行凫水过江，冰冷的江水裹挟着碎浪不断冲击身体，刚靠近对岸滩头，就遭到对岸密集火力扫射，子弹打在水面溅起密密麻麻的水花，突击队被迫退回。

当晚又组织十八人乘竹筏偷渡，可惜水情不明，江流远比预估的更加凶险，筏子半途被巨浪打翻，筏上人员被洪流冲散，只有几个人侥幸登岸，借着夜色隐蔽在崖壁下狭窄的石缝里，不敢发出半点声响，在寒风里潜伏等待后续队伍。

第二天拂晓，大规模的强渡在轻重火力掩护下重新展开。

潜伏了一夜的战士突然从崖下杀出，从侧后袭击守军阵地，与江面的突击队里应外合，这才压住守军的势头。

眼看敌军预备队倾巢反扑，阵地即将再度失守，关键时刻，一位有名的"神炮手"连发三炮，炮弹不偏不倚落入敌群，炸得黔军阵脚大乱。

突击队趁势反击，夺回并巩固了渡口，还一举攻占了黔军江防指挥部的驻地。

在回龙场、茶山关两个渡口，红军同样吃了不少苦头。回龙场的江面不算宽，可江水湍急，两岸都是刀削般的峭壁，几乎没有平缓滩头。

部队在附近村庄找船，发现敌军早有准备，撤退往对岸前把村子洗劫一空，能用来渡江的木料全部搬走或者砸烂，连一支桨、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没留下。后来还是有人盯着江里漂过的一根竹竿，灵机一动，就地砍竹子扎筏。

天墨黑的时候，八名战士驾着竹筏冲进浪窝，一个浪头打来筏子掀翻，人影在旋涡里时隐时现。靠着这股不认输的劲头，红军硬是把三个渡口都啃了下来。

1月2日、3日，红军接连强渡得手。

到1月6日，几万人马全部渡过乌江天险。这道被各方寄予厚望、想把它变成"第二条湘江"的防线，最终没能拦住红军。

接下来就是遵义城。 1月7日凌晨，红军没费一枪一弹，靠着巧计拿下了这座贵州省第二大城市——这也是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以来，进入的第一座大城。指挥攻城的人，是那位戴眼镜、在队伍里威望很高的同志，红军的先头部队此前早就摸清了这个"老对手"的底细，连番击溃守军之后，一路直插城下。

城里的老百姓还没反应过来，守城的黔军已经跑了大半。侯之担跑了，散兵游勇丢盔弃甲地往城外逃。没有惨烈的巷战，没有旷日持久的攻防，这座王家烈经营多年的老城，就这样易了主。

临街的铺子挂着"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柜台里乱成一团——那是黔军溃退前"临走捞一把"留下的烂摊子，倒像是替老百姓向王家烈要说法。

[二] 尘封库房里，王家烈十余年的家底

红军进了城，规矩立得很快。

总政治部贴出布告，明明白白写着：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保护工农利益，买卖按市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布告末尾还补了一句：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以到政治部来控告。街上那些乱糟糟的铺子，红军一个子儿都不碰。

可有些人家的账，是要算的。王家烈、柏辉章这些在遵义城里囤粮、囤盐、开布庄的大军阀，他们压榨百姓攒下的家底，红军一分都不会放过。

要说这支队伍里谁最会打算盘，得提随军长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这可不是个轻省差事。红军长征出发时，这支"银行队伍"是把整个家当都背在身上的——印票子的机器、铸银元的机器、制币原料，打点成一百二十副担子，配了近两百名运输员，一路肩挑马驮。

那三四百斤重的机器，六个人抬一部，走山路累得够呛。进遵义之前，队伍才下决心把这些"坛坛罐罐"该埋的埋、该扔的扔，轻装前进。

银行到了遵义，头一件大事，就是配合中央和各军团成立的没收征发委员会，清查没收军阀劣绅盘剥来的资财。主意很快就定了：先把王家烈、柏辉章家的米行、盐行、布庄全部查抄没收。

库房门一扇扇打开，里面的景象让在场的人直咂舌。单是王家烈一家，没收的盐行就价值几十万元，另有一批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定购的香烟，也值五万块大洋。至于粮食、布匹、鸦片、银元，更是堆了一屋子又一屋子。

这些钱从哪儿来？说出来都是贵州老百姓的血汗。

王家烈在贵州设的名目繁多的捐税，压得穷苦人喘不过气——种鸦片要交"烟捐"，不种鸦片要交"懒捐"，反正怎么都要扒一层皮。老百姓被逼得叫自己"干人"，意思是穷得只剩一把干骨头。遵义这地方，军阀、官僚、大地主聚集，他们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百姓的日子可想而知。有人亲眼见过这样的光景：家里的男人要一口鸦片烟，比要一块现洋还当紧；孩子脖子上挂着粗脖子病的大包，饭却吃不饱。

最让人咂舌的还是盐。遵义别的不缺，最缺盐。

盐被军阀、官僚、奸商垄断，一斤盐要一块大洋，穷人家常年吃不上，脖子上长粗脖子病的特别多。而王家烈的盐行里，囤着能值几十万元的盐——一边是百姓吃不上盐，一边是军阀囤着盐等涨价，这笔账，老百姓心里都有数。

查抄的家产怎么处理？红军没有把大洋留着自己闷声发大财。没收征发委员会定下规矩：大部分资财发给贫苦群众，少部分留作队伍急需的军费补给。连盐带粮带布，该散的就散。这一下，那些被盘剥了半辈子的穷苦人，总算等来了还家产的一天。

有些开明绅士、工商业者，看了红军这副做派，也主动解囊。遵义有位地主兼自由职业者，一次就向红军捐了一百块大洋。

城里城外的富户捐的捐、散的散，家底一点点汇拢起来。查抄的、募捐来的资财，一部分支撑起长途跋涉的队伍，一部分流进遵义的千家万户。这笔"十几年的家底"，总算到了它该去的地方。

[三] 十二天山城烟火：分粮，扩红，换新装

从1月7日进城，到1月19日离开，红军在遵义待了整整十二天。这十二天，是队伍从江西出发以来，难得的一段安稳日子——不行军，不打仗，可以停下来喘口气。

队伍进城，纪律先行。总政治部向部队提出八项具体要求：整齐武装服装、不掉队落伍、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不乱买东西吃、无事不进群众家里、注意卫生。这些规矩，跟街上贴的布告一样，都是做给老百姓看的。

长期在王家烈统治下的遵义民众，头一回见到这样一支部队——买卖按市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走的时候还把借的东西一一送还。大家奔走相告，纷纷说这支队伍不一样。

队伍也没闲着。 1月9日，红军攻下娄山关、直扑桐梓，把遵义的北面门户牢牢攥在手里，这才有心思安顿下来。同一天下午，队伍从南门正式进城。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老百姓听说来了个厉害角色，都想看看究竟长什么样。

有的孩子挤在人群里，踮着脚问："来了没有？来了没有？" 其实伟人和几位同志正从面前经过，只是穿着普通军装，混在风尘仆仆的队伍里，群众一时没认出来。有人事后嘀咕："原来是这样的人，不是画上画的那种青面獠牙。" 这话听着新鲜，也透着一种对旧军阀宣传的嘲讽。

1月10日，红军在城内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场设在中学的操场，挤满了人。革命委员会当场选出了主席和委员。会上有人讲了话，说得热乎，最后带着群众高呼口号，人群跟着应和。

会散了，还添了个节目——遵义学生队跟红军赛了一场篮球。穿着长衫的遵义学生队满场跑，红军这边配合默契，远投连连得手，两场下来，以十二比三十的比分把学生队打得没了脾气。场外观众看得直咂舌，私下议论："这哪是当兵的，都是大学生吧！"

要说遵义人最稀罕的，还是盐。红军把盐价压得极低，一块苏区纸币能买七斤盐——要知道当地市场上一斤盐就要一块大洋。家里几个月尝不到咸味的穷苦人，提着盐罐子出门，脸上是藏不住的笑。

这里头的门道，在于红军进城后发行的"红军票"。 1月12日，随军银行在遵义开业，办公地点设在老城杨柳街。为了补给给养，银行临时发行纸币，以布匹、银元，以及遵义最紧缺的食盐作保证。面值有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伍分几种，票面上都有经手人的亲笔签名，用来防伪。一块红军票，不但能买七斤盐，还能买四罐白金龙香烟——比市价便宜得离谱。老百姓起初将信将疑，试着拿它买了两次盐，发现真能当大洋使，这才一传十、十传百，"红军票"一时竟成了抢手货。

扩红跟着铺开。干部们走上街头、走进城郊村寨，讲革命的道理。贵州的"干人"受够了军阀的盘剥，眼见红军这副做派，大批青壮年撸起袖子就报名参军。短短十二天，遵义一地就招了三千精壮新军，有的统计记作四千余人；整个黔北地区，参军的青年更是超过了五千四百人。有人是跟着队伍走了一路才下的决心，有人是听了宣传当场就报了名。队伍走到哪里，这股参军的热情就烧到哪里。学校里也热闹起来，红军战士教学生们唱新歌，组织起学生自治会和读书会，还排了活报剧在街头演，惹得孩子们追着看。

人招进来了，衣服还是破的。红军随即组织起被服厂，日夜开工。城里会踩缝纫机的裁缝、妇女全被动员起来，剪的剪、裁的裁、缝的缝。队伍把城里能买到的布匹几乎买空，组织起七十多名缝衣工人和数百名妇女，十几台缝纫机连轴转。十二天里，黔北各地赶制出棉衣八千多件、夹裤八千多条，每个指战员都补上了一两套新装。在桐梓，群众还帮着碾米二十多万斤、缝制军衣三千多套。新入伍的小伙子换上整齐的军衣，一扫先前的破衣烂衫，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这十二天，遵义城的日子也透着一股难得的人间烟火气。有人把这段日子记进了日记：头一天，队伍从团溪进遵义，路上宿在一户人家，主人殷勤，大家闹到天亮才歇；第二天，几个人上街逛了逛，进了一家最大的饭店，点了几样招牌菜——辣子鸡丁、醋熘鱼、血花汤，结账才几块大洋，吃得心满意足；往后几天，有篮球赛，有同乐晚会，台上还来了两个跳舞的女学生，舞衣红红绿绿，惹得满场喝彩。老百姓都说，这支队伍不一样。

可安稳的日子从来都是假象，平静的街巷之下，一张巨大的包围网正在缓缓收紧。城外，各路追兵日夜兼程，电报一封封发往蒋介石的行营，侦察斥候不断向遵义周边渗透，枪炮声距离这座山城越来越近。红军上下都清楚，留给他们休整的时间已经不多。这十二天短暂的喘息窗口，不只是为了分粮、扩红、缝制棉衣，一场足以决定数万人生死的秘密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所有人都隐约感觉到，有一件天大的事，即将在这座老城的洋楼里发生。但没有人知道，这场会议里会爆发怎样激烈的争论，会推翻什么，又会定下怎样一条全新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