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0日,上海浦东机场。樊振东戴着鸭舌帽和口罩,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走进候机区。广播在响,周围有人在赶路。三十米外的座椅区,一个人把手机横过来,镜头拉近,拍下了他走向扶梯、登上飞机的画面。
照片在相册里躺了整整一个月。
10月20日晚上,拍摄者把它翻出来,发在社交媒体上,配了一句“不藏了,共享吧”。评论区里,这个人说自己是樊振东的“超级粉丝”,照片是9月20日樊振东从浦东飞法兰克福的私人行程中拍的。还补了一句:藏了一个月才发,是怕打扰他。
第二天上午,樊振东看到了。他在微博上写了一段话,开头引了《礼记》里的句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问了一句:换位思考,真的有人愿意被偷拍吗。
他没有放截图,没有圈账号,甚至没提“机场”两个字。但他把“延迟发布”这四个字单独拎了出来:不管偷拍者是什么身份、什么心态、什么目的,都无法改变这件事的本质——不尊重人,侵犯隐私,“即使以爱为名,即使延迟发布扩散”。
律师李振武对潇湘晨报的拆解很直接:隐私保护的是私人生活安宁。偷拍这个动作,在完成拍摄、干扰到对方生活安宁的那一刻,侵权风险就已经产生了。延迟发布,只是后面扩大损害、加重过错的情节。它洗不白前面的东西。
换句话说,藏了一个月这件事,恰恰说明拍摄者当时就知道这照片见不得光。一个月后拿出来,不是因为“想通了”,而是因为“忍不住了”。
翻一翻这个“超级粉丝”的主页,港媒发现里面不止一条和樊振东“偶遇”的帖子。这个人曾在评论里说自己是在航空公司工作的,后来又否认了。当“偶遇”反复出现在一个自称超级粉丝的账号上,它就不再是偶然。它是以信息优势为前提的靠近。
樊振东在那条微博里写了一句很具体的话。他说,一边举着镜头一边喊话、脚步越靠越近的那种画面,他分不清对面的人到底是在欣赏他,还是在运营一个账号。这个“分不清”,不是2026年才长出来的。它是一层层叠上去的。
2021年9月,国乒队从广州机场出发去西安,人群挤得很密,手机几乎贴到脸上。他通过球迷会说了一句话:“赛场之外我是普通人。”
2023年4月,一名女子通过多日跟踪确定了他的酒店房间号,从酒店前台拿到房卡,趁他外出时多次进入房间。有监控,有保洁人员作证。他报了警。事后他回忆这件事,用的词是“惊恐”和“恐慌”。
2024年3月,他的身份证号被人放到网上恶意传播。有人顺着号码查到了他名下的手机号——那几个号码是家人在用的。骚扰电话打了过去。他发文写“饭圈也不会有保护伞”。
五年,六次公开表态。从“恳请”,到报警,到点名“饭圈”,再到2026年10月这句“换位思考”。措辞在变硬,对面的行为也在变硬。
而镜头后面的驱动力,远不只是“喜欢”两个字。
南都的记者起底过这条链条。上游有人倒卖航班、酒店、出行轨迹。一份包含樊振东、孙颖莎、马龙等人身份证号的“ID包”,卖50块钱。查询酒店房间号、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分别报价60、70、75元。中游是蹲在机场、酒店、通勤路线上的“代拍”。下游的图包在社群和二手平台上打包出售,运动员抵达机场的代拍图,单人一组能卖到300到400元。
网信部门不是没有动过。2025年4月公布的数据:清理涉体育饭圈违法违规信息160万余条,处置账号7.6万个,关闭账号3767个。国家体育总局也在2026年8月公开表示,偷拍、代拍和售卖运动员照片“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但2026年10月,樊振东还是得自己发一条微博,问一句“真的有人愿意被偷拍吗”。
那张在相册里躺了三十天的照片,拍摄者说是因为“怕打扰”才没发。可真正让一个被拍的人感到安全的,从来不是镜头后面的那个人“忍了多久”,而是镜头根本就不该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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