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签订了，定金收到了，车票也买好了，但是到了开演的时候却被告知演出取消了。最近朱之文参加的几场商业演出因为有人举报而被暂停。他说有关的证据都已经准备好了，并且律师也已经参与进来，在此之前不会做任何口头上的解释。
这次风波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发生的。青岛、潍坊、西安、郑州等城市和邹城、泰安、章丘、淄博等地都出现了原本安排好的演出被取消的现象。有些是提前告知了主办方，而朱之文也到了现场，但是仍然没有登台的机会。
泰安的一场特别让人窝火。朱之文来到吾悦广场的时候，演出服装已经穿好了，化妆发型也都做好了。主管部门到达现场之后，因为审批手续没有办妥、舆论风险较大而停止了这场演出。观众还没有来得及欣赏到这场演出，主办方前期搭建舞台、进行宣传以及准备工作就全部白费了，朱之文也无法获得演出收益。
有时候电话会比较早地到来。别人在高铁站的时候就取消了通知，并且只说了一句对不起，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解释。几次演出被取消之后，朱之文就减少了对外公开行程的信息量，害怕地点提前泄露出去而再次引起举报。
为什么总是有这些举报，在演出之前就出现了呢？朱之文说，有人一直关注着自己的行程，并且建立了微信群、传播投诉材料，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就会被举报给当地的文旅局。主要观点就是关于“劣迹艺人”的问题，并且曾经有过把举报的过程录制下来上传到网络上，从而引起其他人的投诉的行为。
8月29日，朱之文在台儿庄古城演唱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之后也被举报了。当地的文旅部门经过核实之后认为该演出是合法的，并且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对于主办方而言，审核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舆论的压力却是可以立刻产生的。即使没有发现违规行为，人们仍然害怕如果活动继续进行下去将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就直接取消了。
在公开的信息里，并没有看到主管部门把朱之文列为“劣迹艺人”的消息，也没有对他的处罚记录。但是如果举报真的出现了的话，那么主办方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事实查证的问题了，还会涉及到现场秩序、舆论质疑以及之后的责任问题。取消活动通常会成为一种比较容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损失却落到了艺人的头上或者承办方身上。
关于朱之文的各种传闻，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所谓的“私生子”之说，是从一个后台视频开始传播开来的：于文华帮着整理衣服的画面被截取下来之后，又被人编造出了婚外情的内容。2025年11月1日，徐州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孙某甲侮辱罪、诽谤罪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以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在宣判的同时将其送进了看守所。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朱之文家里的钱很多，多到发霉了。网络上也出现了所谓的“偷税漏税”数据以及截图。菏泽市税务局表示没有发布过网上流传的有关纳税的数据；单县税务局工作人员在被询问到该组数据的时候说，“应该为假。”
谣言流传得很迅速，但是证实它的真实性就比较慢了。对于商演主办方而言，在接近演出开始的时候才收到投诉，并且即使最终查证无误之后也有可能被取消演出。朱之文之前表示群里有人借着凑钱投诉来拉赞助，律师杨安明也曾透露出一些黑粉头目的确是利用发布攻击信息以及进行直播打赏来获得利益。如果举报或者抹黑可以得到流量或者收益的话，那么盯梢就不仅仅是因为一时的愤怒而产生的行为了。
朱之文以前大多数时候都是采取忍耐的态度。家门前有围观拍照的人、上门骚扰的人，但是很少会把这些事情闹得很大声。但是这一次，攻击的内容还包括了他自己的家庭成员，即去世的双亲以及不满一周岁的孙儿。朱之文说，相关的视频、证据都已经搜集到了，并且不会接受口头上的道歉，将会追究名誉损失以及经济赔偿的问题。
他也有过维权的艰辛历程。之前追究造谣者的责任花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从取证到做公证再到出庭都需要耗费时间并且需要花费金钱。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维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换一个网名，内容仍然可以继续传播下去。
关于商演收入方面，朱之文曾经说过自己的报价是从2015年开始的每场十万元唱三首歌，拿到手里的大概有五万左右。八百万元的保健品代言以及直播带货的合作协议，他都没有去接。现在很多场次的演出被取消了，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演出费用的问题，还有之前预留好的档期以及主办方所付出的成本。
对于此次针对他的针对性举报，朱之文的态度也很清楚了——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口头道歉，并且会用法律手段来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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