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四川省志·人物志》刘湘条目，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情网官方刊载、《国民党档案揭红军长征缘何越走越强》，人民网党史频道、《中央红军三战刘湘川军》，人民网党史频道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5年早春，川西坝子上的油菜花还没开透，成都城里的气氛却已经绷成了一根弦。
一封封军情急报，从川黔边境、从嘉陵江边，雪片似的飞进刘湘设在成都的官邸。
大厅里灯火通明，堂前站满了川军将领，有人压着嗓子说话，有人干脆急得直跺脚。
吵来吵去，其实就一个问题：红军眼看就要进四川了，这仗，打还是不打，怎么打？
在当时人看来，答案几乎是明摆着的。
红军是“客”，川军是“主”；客不请自来，主家总不能把大门敞着吧。
成都街头巷尾的茶馆里，连跑堂的都说得出一句“要堵住、不能放”的狠话。
可坐在上首的那位四川话里带着大邑口音的刘湘，盯着墙上的地图看了很久，最后慢悠悠撂出一句话，把满屋子人全说愣了：
“给红军活路，就是给自己活路。”
在那样一个刀兵相见的年头，这句话从敌对一方的统帅嘴里说出来，实在扎耳。
两军对垒，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怎么到头来，他还盼着给对手让条道出来？
是他心里发虚认了怂，还是另有一本谁都没看懂的账？
刘湘口中的“活路”，到底是指给红军，还是给他自己？
要弄明白这句怪话，得先弄清楚1935年坐镇四川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处在怎样的处境里。
而当时四川的这盘棋，比外人看到的要复杂得多——桌子对面坐着红军，身后站着蒋介石，自己手里还攥着一群各怀心思的带兵人。
三股力量挤在一起，谁都想在1935年的这场变局里，先把自己那一份捞到手。
摆在刘湘面前的，从来就不是一道“打”还是“不打”的选择题。
外省人看四川，常觉得那是个闭塞安稳的世外桃源。
可1935年这一年，外面的战火偏偏烧到了这个门槛上。
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蒋介石的中央军、各地方军阀，几路人马在川黔滇边这片山水之间你追我赶，局势一天一个样。
成都作为四川的心脏，自然成了所有目光交汇的地方。
刘湘坐在这张椅子上，一抬眼是枪炮，一回头是南京，一低头又是一群各自留一手的老部下。
这样的处境，容不得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这一年，红军长征已经进行到最艰难的阶段。
一路上，追兵不断，前有堵截，后有围剿，红军却始终没有停下北上的脚步。
四川，正是这道长征路上的关键一程。
而四川的主人刘湘，也在这把火越烧越近的时候，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难下决断的一个年头。
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交织的关口。
日本人的脚步越逼越近，国内的局势却始终没能真正安定下来。
地方势力各据一方，中央和地方之间，始终隔着一道说不清道不明的坎。
刘湘守着的四川，既是自己几十年的心血，也成了各方势力盯着的一块棋盘。
他对红军的每一份态度，都得掰着手指头掂量再三。
也正因为如此，刘湘这个名字，在1935年的这场大局里，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他既不是一心死拼的莽夫，也不是随随便便就俯首听命的人。
他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在枪口和权柄之间，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活下去的平衡点。
这些话听着玄乎，落到地面上，就是一道实实在在的选择题。
刘湘面前摆着几条路：一条是死拼到底，把家底打光，成全了别人；一条是放红军过境，留几分余地，保住自己的根基；还有一条，是既不全拼、也不全放，走一步看一步。
哪条路都不好走，可刘湘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而要讲清楚这一切，得先从他脚下的四川，和他身后那盘更大的棋说起。
四川的棋盘上，从来就没有哪一步是孤立的。
而1935年的四川，恰恰就成了这场大棋局里最要紧的一个落子点。
各方势力都伸着手，等着看这步棋，到底会走向何方。
这盘棋，落子无悔。
可真正下棋的人，往往要到很久以后，才明白自己当初那一步的分量。
【一】困在夹缝里的“四川王”
很多人提起刘湘，第一个印象就是“四川王”，独霸一方，风光得很。
其实这个“王”，当得一点都不安稳。
刘湘是四川成都大邑县人，1890年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家庭，祖父还是前清的武举人。
他早年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从基层军官一步步熬上来。
1926年底，他顺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自此以重庆为根基，稳扎稳打，一点点把地盘做大。
在这片群山环绕、物产丰饶的西南大地上，他靠着一场场硬仗，从众多大小军阀当中杀出重围，最终坐上四川头号人物的位置。
单看这一步，确实称得上“能打”。
可四川这地方，自古就是各路势力割据的棋盘。
从1926年前后起，四川各路军队你方唱罢我登场，彼此攻伐从未真正停过。
那时候的四川，实行的是“防区制”——一个县一个防区，地盘是谁打下来谁就说了算，军饷、赋税、人事，统统由驻军自己把持，军队之间打打停停是家常便饭。
各路军队还分成好几个圈子，像速成学堂出身的一拨、保定学堂出身的一拨，各有各的算盘，面和心不和。
到了1932年，刘湘和自己那位叔辈、握有成都一带的刘文辉，为了争夺对全省的控制权大打出手，这就是四川人常说的“二刘大战”。
刘湘和刘文辉本是叔侄，一个雄踞重庆，一个坐镇成都，早年还互相扶持。
可一山不容二虎，随着两边地盘越做越大，矛盾也越积越深。
这场仗从1932年打到1933年，两边先后投入的兵力加起来超过二十万，川中百姓被搅得叫苦不迭。
打到后来，刘文辉腹背受敌，被迫收缩防线，一步步退向雅安、西康方向，刘湘才占了上风，基本坐稳了四川这把交椅。
可即便如此，四川也没真正太平下来——地盘是大了，仇怨也结了，各路人马心里的疙瘩，一个也没解开。
二刘大战的硝烟还没散尽，红军又来了。
对刘湘来说，四川这些年就没消停过：先是各路军队混战，再是叔侄相争，如今又添了红军这档子事。
四川的底子，早被这些年的仗掏空了。
真要再打一场大仗，能不能撑得住，他自己心里都没底。
真要论起来，刘湘能在四川站稳，靠的不光是兵多，还有一套手腕。
他一边培植自己的速成系班底，一边笼络各路势力，把能用的关系都用上。
可这也就意味着，他的一举一动，都得掂量各方脸色。
四川的局势，就像一张扯紧的大网，牵一发而动全身。
川军的家底并不小，光刘湘自己手里的部队，就有几十个团。
再加上邓锡侯、杨森、田颂尧等几路人马，论人数在西南算是数一数二。
可人多也有人多的难处——几路人马各有各的防区，各有各的粮饷来源，打起仗来谁听谁的，全看利益在哪儿。
刘湘名义上是领头人，真要使唤起来，也未必事事顺手。
平日里这些人凑在一张桌上开会，客客气气；真到了要抽调兵力的时候，谁都会先留一手。
刘湘心里门儿清，真要到了决战关头，指望这些人替自己卖命，是靠不住的。
所以他一向主张“稳”字当头，能不把自己逼到墙角，就绝不轻易亮出全部家底。
这份谨慎，在太平年月是城府，在乱世里，却是保命的根本。
可这份谨慎，偏偏撞上了最需要下狠心的1935年。
红军一到，堵还是放，由不得他再拖。
而他身后那些貌合神离的部属、虎视眈眈的中央，也都等着看他的动作。
刘湘的每一步棋，都踩在刀尖上，走偏一点，就可能满盘皆输。
这盘棋，刘湘下了半辈子，到了1935年，才真正到了见分晓的时候。
而他落下的第一步棋，就让满屋子人直呼看不懂。
可“坐稳”两个字，说到底也是相对的。
四川各地的军队，成分五花八门，一个师一个军的番号背后，往往都是各有地盘、各有算盘的带兵人。
这些人平日里对你点头哈腰，真到了拼命的时候，谁也不会先把自己的老本搭进去。
部队要是打光了，地盘、钱粮、说话的分量，转眼就全不是自己的了。
这是那个年代所有带兵的人，都刻进骨子里的生存法则。
川军的数量看着庞大，真能拧成一股绳使的，却没多少。
比省内的乱局更让刘湘睡不踏实的，是来自南京那头的目光。
四川这块肥肉，南京国民政府早就盯上了。
只是四川山高路远，地方武装盘根错节，中央的势力一直没能真正插进来。
刘湘心里透亮：南京那边巴不得四川能烧起一场大仗，好让中央军堂而皇之地开进来。
名义上叫“助剿”“助防”，实际上是什么打算，大家心照不宣——借剿匪的名义，瓦解地方武装，把四川的军政权力一点点收归中央。
红军还没进四川，蒋介石的电报就一封接一封往成都催，逼他调集全部兵力堵截，还放出话说可以派中央部队入川“协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把刘湘请到南京当面商谈。
两人你来我往，最后商定：仍由刘湘主持四川的剿匪事务，中央从饷款弹药上给予补助，这才暂时压下了蒋介石要派十个师中央军入川的念头。
话是这么定了，刘湘心里的弦却一点没松。
他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对四川的胃口，绝不是一场谈话就能喂饱的。
后来，他跟自己的驻南京代表邓汉祥交了底，话讲得很直白：红军西来的目的，假如真是要占四川，那固然吃不消，但川军官兵保卫家乡，以逸待劳，也未必不能拼一拼，侥幸站得住脚，四川还是我们的；要是红军只是借道经过，那就更不消说。
可蒋介石要是借这个机会把军队开进四川，那我们跟红军打这一仗，胜了，是替蒋介石白造机会；败了，那更不必说。所以无论如何，得把蒋介石派兵入川这回事挡住。
这番话，才是刘湘心里的真实算盘。
原来从一开始，这场仗就不止红军和川军两边的事，中间还夹着一个随时想把手伸进来的“第三者”。
四川这盘棋，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加减法。
【二】红军入川，打破四川原有的平衡
1935年初，形势急转直下。
红军这股力量，其实早在四川待了些年头了。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一路西进，辗转进入川陕边地区，于1933年初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建立起川陕苏区，很快把这里经营成一块红区。
这块根据地离成都不远，一直是刘湘的眼中钉。
1933年，川军对这个苏区发起围攻，被红军粉碎。
同年10月，刘湘奉命主持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把川军主力编成多路，想一鼓作气把这块根据地吃掉。
那时候的川陕苏区，已经是川北的一根硬钉子。
红军在那里分田地、建政权，把根据地经营得铁桶一般。
川军几次想拔掉这根钉子，都在山高路险的川北吃了瘪，还搭进去不少兵力。
久而久之，川军官兵心里都攒下了一层对红军的畏怯。
这也是后来刘湘面对中央红军时，格外谨慎的缘由之一。
1934年，刘湘在南充召开“剿共”会议，又闹了个笑话——他请来一位自称有“神术”的刘从云坐镇前方指挥。
这位刘从云办了个“孔孟道”，门下道徒上万，竟真的披挂上阵，用“神术”调度部队。
结果二十多个旅被红军截杀在外围阵地，官兵伤亡八千以上。
败报送回成都，刘湘自己都觉得脸上挂不住，一度辞了职，又被蒋介石劝了回来。
这一连串交手下来，刘湘对红军的战斗力，算是有了领教。
红军在川陕苏区的几次反围攻作战，把川军的锐气打得所剩无几，也让刘湘明白，单凭川军自己的力量，未必吃得下这块硬骨头。
这边川北还没收拾利索，1935年初，另一支红军又来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一路向西转战。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一带。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嫡系薛岳部，带着近十万部队一路跟着中央红军进了贵阳，摆出一副“追”到底的架势。
刘湘奉命在长江南岸布防，令唐式遵在川北堵住红四方面军，其余部队大都南调，扼守川黔边境，想拒止中央红军渡过长江。
1月里，他又接连派出三个师的兵力入黔，还令郭勋祺率两个旅向土城方向前进，想在赤水河右岸拖住红军进川的脚步。
这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又从苍溪至阆中一带强渡嘉陵江，一路向西推进，先后进抵江油、彰明、安县、北川一带，一步步逼近川西平原。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是1935年春天的一件大事。
此前川军沿江布防，自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红军在一夜之间撕开缺口，主力部队浩浩荡荡地渡了过去。
这道嘉陵江防线一破，川北的门户大开，红军的去向，再也不是川军说了算。
嘉陵江防线一破，成都人心浮动，刘湘的眉头，也越皱越紧。
一南一北两股红军，一旦在四川腹地会合，对成都来说，无异于泰山压顶。
刘湘心里很清楚，要是真让这两股力量汇到一处，别说守住四川，怕是连成都都得掂量掂量。
他一面派兵在南面防中央红军，一面又分兵在北面防红四方面军，两头都得顾着，手头的兵力被扯得七零八落。
更要命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也跟着红军进了西南。
薛岳部一路从江西跟到贵阳，名义上是追剿红军，实际上把贵州、云南、四川几省的地盘都踩了一遍。
刘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红军还没到，中央军的脚已经踏进门来了。
他一面要对付红军，一面还得提防着中央军“顺手”把四川也给收编了，两头都压得他喘不过气。
这样一来，刘湘对红军的态度，就更要掂量了。
红军来得快，走得也快，未必能长留四川；可中央军一旦进了川，那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两害相权，与其让中央军趁火打劫，倒不如在红军身上留几分余地，别让局势往最坏的方向滑。
四川原本那点脆弱的平衡，被红军入川这步棋，彻底搅碎了。
红军入川带来的，不只是两路大军的逼近，更是整个四川权力格局的一场变动。
刘湘原本那个“关起门来自己当家”的日子，被这场变局冲得七零八落。
红军、中央军、地方军阀，几股力量在四川的山水间纠缠交错，谁都想从中捞一把，谁也不知道最后会落到谁手里。
刘湘就是在这种局面里，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他既要守住四川，又不敢得罪南京；既怕红军久留，又不想跟红军结死仇。
这一局，处处是牵制，步步都是两难。
【三】川军和红军，没有非死不可的血海深仇
不过，立场对立，并不等于非拼个鱼死网破不可。
这一点，刘湘看得很清楚。
先说红军这一头。
中央红军此时长途跋涉，兵员疲惫，物资也紧张。
长征的核心目标，是甩掉围追堵截，向北方完成战略转移。
占领四川、长期扎根，并不是眼下最要紧的打算。
他们需要的，是一条能走得通的路，是尽快穿过这片群山，而不是留下来跟川军没完没了地耗。
再看刘湘这一头。
他真正的软肋，从来就不是远道而来的红军，而是那个随时想借“剿匪”之机把手伸进四川的南京。
真要他把全部家底压上前线，跟红军拼个你死我活，就算赢了，也是替别人做嫁衣裳；输了，那就连老本都赔进去。
这笔账，怎么算都划不来。
两下里一摆，刘湘的心思就定了：红军若只是借道，那就别把它往死里逼；逼急了，反而把一支不怕死的队伍拴在四川，引来更多麻烦。
真正要严防死守的，是南京那扇随时可能被推开的门。
于是，他给手下将领悄悄定了调子：跟红军作战，是存亡所系，要特别小心谨慎；只要红军不是要占四川，就不必硬拼。
这番话，刘湘是当着一众部属的面，一个字一个字叮嘱的。
底下的人一听就懂。
从此以后，川军在前线摆足了架势，枪也放，炮也打，向南京的交代一样不落；可真到了要紧处，又都留着分寸，不肯把自己那点本钱一股脑儿砸进去。
有的部队追着追着，莫名其妙就慢下来，跟前面的队伍隔着老远，隔着一条河一片坡，你望我我望你，谁也不肯先往前拱。
说到底，川军跟红军之间，并没有非要拼到你死我活的深仇大恨。
四川本地的带兵人，祖祖辈辈守着这片地，最怕的就是家底被掏空、地盘被吞并。
红军远道而来，是“客”，客过了门，主人家犯不着豁出性命去拦。
反倒是那些跟红军死磕到底的念头，多半是南京那边在背后催出来的。
这一点，红军心里也清楚。
所以一路上，红军跟川军交锋，往往打得有分寸，能绕就绕，能谈就谈，从不把路走绝。
两边心照不宣，谁也不想结下解不开的死仇。
这种彼此留余地的心思，落在战报上，就成了川军跟红军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接触。
打是真的打了，可双方都像在试探对方的底线，谁也没把力气使到绝处。
对刘湘来说，这正合他的心意——红军快点过去，南京插不进手，四川还能照着老样子过下去。
可老样子，是不是还能照得下去，那就要看这场变局，肯不肯给刘湘这个机会了。
而与此同时，前线传来的种种迹象，也印证了刘湘的判断——红军确实没打算在四川久留。
这让他的那套盘算，有了落地的基础。
可这基础能稳多久，连他自己也说不上。
而川军跟红军之间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能维持多久，也全看这一局怎么收场。
这种心思，其实不光是刘湘一个人。
四川的带兵人大多看明白了：红军再凶，也只是一阵风，吹过去就走了；可要是自己把老本打光了，那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
风过了，还得靠手底下这点兵，在这乱世里撑起自己的门面。
所以那些喊打喊杀喊得最响的，未必真舍得把家底往外掏。
这套心思，放在整个西南也不止刘湘一个人有。
云南的龙云，打的是另一副算盘——他想把红军“送”进四川，免得祸水留在云南；刘湘呢，想的是别让红军在四川扎下根，最好一路北去。
两边隔着阵线互相指责：龙云怪刘湘死守长江、不知何时才能“肃清”，刘湘又嫌滇军不肯卖力、光在边上磨蹭。
各路人马，都在为自己打算盘。
而夹在这中间的那支队伍，反倒成了所有人眼里的一块“烫手山芋”。
这场仗，表面上硝烟弥漫，暗地里却是一盘步步惊心的棋。
刘湘以为，只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就能既应付了南京，又让红军快快过境。
可他忘了一件事：棋盘上坐着的，可不止他一个人。
【四】夹缝里的一步险棋
堵，有堵的死结：把红军逼到绝境，等于逼出一支背水一战的队伍，川军会被拖进消耗战的泥潭，南京正好借机入川。
放，有放的凶险：要是红军拿了通道之后真在四川扎下根来，或是南京看穿这套心思、强行派兵入川，那他刘湘辛辛苦苦守下来的地盘，两头都会落空。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刘湘那句“给红军活路”，说到底，就是在这道夹缝里，给自己找一条缝。
这层意思，刘湘跟亲信们私下里说得很透：如果战火最终演变成红军扎根川西，那么川军只能全力应战；但倘若对方目标只是借道北上，强行堵截只会持续消耗自身兵力。与其两头承压陷入死局，不如维持好作战的分寸，让过境的队伍继续向北行进，维持成都现有的局面。
话虽如此，这分寸怎么拿捏，刘湘自己心里也没底。
这套心思，说到底是旧时军阀在乱世里练出来的一套生存本领——能不打的仗就不打，能保全的实力就保全，能拖过去的风波就拖过去。
可问题是，这一次的风波，偏偏已经拖不起了。
战场上的变数从来不受人为预想控制，等到前线的枪声真正响起，所有纸上推演的算计，都得让位给血与火的现实。
刘湘盘算了这么久，却没想到，真正决定这场仗走向的，从来不是他那点心思。
接下来的几个月，四川的山水间，注定不会平静。
而这场不平静的第一个浪头，就打在赤水河边。
而赤水河边的这场遭遇战，也成了刘湘那段“留活路”心思的第一次现实检验。
可战场上的事，从来不会照着谁的剧本演。
南京那边，蒋介石的电令一道紧似一道；前线那些川军将领，也未必个个都肯听他的“留分寸”。
而就在刘湘盘算着怎样让红军“过而不留”的时候，1935年1月底，赤水河边传来一个他并不想听到的消息——中央红军，跟川军的精锐部队，已经在土城那一带，真刀真枪地碰上了。
更让刘湘心头一紧的，是紧跟着送到的另一份情报。
情报里那句轻描淡写的话，让他握着电文的手，半天没有放下来。
原来他以为尽在掌握之中的这盘棋，早在暗处，就已经被另一只手，拨动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