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底，陕西西安，兰州军区政委张德生在一户人家见到李万铭。对方穿着军装，自称奉命参加西北军事会议，还摆出一副“师长”的派头。张德生只问了几个常规问题，屋里的气氛便变了。
李万铭此前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冒充者。他拿着伪造的介绍信、公章和所谓亲笔信，先后进入地方机关、学校和中央部委，甚至被当成战斗英雄登台作报告。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高明的技术，靠的只是胆量、口才，以及人们对军人身份的信任。
李万铭出身陕西一个较富裕的家庭，早年性情顽劣，曾被学校开除。抗战后期，他投奔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兄长。1944年12月加入国民党，次年进入国民党青年军，并参加三青团。由于略有文化，又有人脉，他在军队中担任过低级职务，后来进入陆军医院，避开了许多真正的战事。
1948年，国民党军政机关撤往南京。李万铭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后，判断原有道路难以继续，便打算转向解放区。但他没有选择以原身份投诚，而是另想办法，试图给自己编造一套“革命履历”。
他谎称自己是中央大学学生，借此进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这个身份本来就经不起细查，可当时人员流动频繁，许多单位急需干部，对个人经历的核验并不总能做到细密。李万铭抓住了这个空隙。
在军政大学期间，他与同学刘忠义合谋，声称两人要到西南工作团任职，骗取学校介绍信。随后，他依照介绍信上的印章样式，私刻政治部公章，写了一封前往常州的介绍信，竟然混进常州市政府，获得了基层工作。
这份工作没有让他安分下来。科员事务繁杂，远不如他想象中体面，李万铭很快离开。后来，他又假称自己是淮海战役负伤的老兵，试图进入苏南行署。那一次，相关人员产生怀疑，他被捕入狱。
1950年获释后，李万铭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回到陕西继续伪造身份。他制作了一封写给陕西省政府负责人的介绍信，内容称自己是二野军政大学军教科副科长，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要求地方安排转业。地方部门信以为真，为他安排了工作，还发放了革命军人残疾证。
有了这层身份，他在安康任职，还获得“人民功臣”奖章。1951年，他被送入西北农学院学习，却常以身体不适为由缺课，后来长期在西安“养病”。不得不说，他最擅长的并非伪造本身，而是把一个假身份拆成多个环节，让不同单位分别为他作证明。
为了获得更高职位，李万铭又伪造军事调令，前往武汉，进入中南农林部工作。任职不久，他还被列入中国农民赴苏联参观团。回国后，他继续凭借假介绍信前往北京，甚至伪造陈赓的亲笔信。身份也越编越大，从淮海战役伤员，变成抗美援朝英雄，最后又成了所谓“老红军”。
在武汉各界慰问部队期间，李万铭抓住机会大肆讲述自己的“战功”。他说自己参加过解放平壤、汉城的战斗，击毁敌军坦克，击毙多名军官，还率部歼灭两个师。由于报纸刊登了相关报道，各机关、工厂和学校纷纷邀请他作报告。
他登台时穿军装、拄双拐，把战场细节讲得十分具体，甚至编造自己遭受毒气伤害的经过。听众很难当场核对，而那个年代对战斗英雄的尊重，使许多人下意识地选择相信。李万铭还因此与一名机关女党员结婚，随后进入中央林业部，担任行政处长。
可他并不满足。1954年12月，他从一名在医院结识的防空兵司令部干部处取得信纸和信封，伪造防空兵司令周士第的电报与亲笔信，声称奉命前往兰州商谈要事，并给自己加上师长头衔。林业部领导未察觉异常，很快批准他出行。
抵达西安后，李万铭找到旧日认识的梁得柱，夸耀自己在武汉、北京的经历。梁得柱安排他住下，但几天过去，所谓军事会议始终没有消息。恰在此时，张德生来到梁家。
张德生兼任兰州军区政委，对西北军政事务十分熟悉。他问：“会议由谁召集？地点在哪里？参加哪些人？”李万铭支支吾吾，无法回答。张德生又问接待单位和会议期限，对方仍说不清楚。
张德生随即让人把李万铭送到省招待所，并要求他出示调令、介绍信和相关证件。面对接连核验，李万铭无从应对。张德生当场斥责：“你是什么老红军！你就是个冒牌货！”
随后，陕西省委向北京和军委发电核查，结果均查无此人。1955年1月11日，李万铭在西安被捕。此案后来成为老舍话剧《西望长安》中人物形象的现实原型之一。迷惑众人的，从来不只是几枚印章和几封信，更是他一次次借助机构背书，把虚构经历包装成了看似完整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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