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上海江南造船厂，毛泽东在陈毅等人陪同下参观，同行者中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范。多年未见，毛泽东一眼认出了他。这个细节背后，藏着一段穿过生死考验的革命经历。
路上，陈毅指着王范笑道：“他就是包打听嘛。”毛泽东接过话头说：“红色包打听，在延安立过大功。”一句玩笑，实际上是对王范长期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肯定。
王范1905年出生于江苏如东县一个贫苦农家。年幼时，他割草、捞鱼、摸虾，帮着家里维持生计。十岁进入私塾，只读了一两年，便因交不起学费离开书桌。
1926年，经王盈超介绍，王范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江海地区斗争环境骤然恶化，不少人选择退缩，他却留了下来。对这个出身贫寒、文化不高的年轻人而言，革命不是口号，而是已经无法割舍的选择。
1930年4月，王范参加江海地区武装行动，并在战斗中击毙恶霸吴省吾，缴获枪支弹药。随后，国民党军队调集兵力进行围剿，他被迫转移上海。
初到上海，王范做过苦工，生活十分艰难。找不到党组织，他没有离开这座城市，而是考取巡捕，以此取得公开身份。这个决定看似冒险，实际却为地下工作提供了特殊便利。
进入巡捕房后，他与其中的中共党员取得联系，借助执勤、巡查之便传递情报。1931年11月，通过组织考验后，他恢复了党籍，开始以巡捕身份从事秘密工作。
1932年4月，沪中区委一名负责人叛变。一次执勤时，对方认出了王范，并向当局告密。当晚，王范被捕，随后遭到审讯。
面对刑讯，他始终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审讯人员叫来叛徒对质，王范突然指着对方骂道：“原来是你这个混蛋诬陷我！”接着，他称此人曾在四马路调戏妇女，自己因此得罪了他。
叛徒只知道王范当过红军，却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组织身份。王范抓住这一点，把对方的指认转成私人报复。最终，他被以“共党嫌疑”判处十年徒刑，关入伪中央陆军监狱。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一批被关押的共产党人获释。1937年10月，王范改名王凡前往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后，他被调入延安保安处，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的安全。
延安八年，他长期处在隐蔽战线上，参与侦破敌特案件，多次受到表彰，并被评为“锄奸模范”。所谓“包打听”，并不是泛泛打听消息，而是依靠细致观察、基层调查和严密判断，从复杂线索中找出真正的危险。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机关准备进驻北平。王范提前进入城内，调查敌情，寻找临时办公地点，安排住处和警卫。同年4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入北平时，王范坐在第一辆车中负责开路，沿途不断观察周边情况。
5月上海解放后，城市内部敌特活动仍然复杂。凭借多年隐蔽战线经验，王范奉命前往上海，参与公安保卫和社会秩序恢复工作。在他的配合下，上海公安机关侦破多起案件，中央领导也因此更加熟悉他的能力。
然而，1956年那次造船厂见面，并没有成为王范仕途的转折点。两年后，形势变化之中，他因坚持“少抓人、重证据、精准打击”的意见受到批判，上海方面作出“调职、不处分”的处理决定。
王范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被调往上海七一人民公社担任工业部副部长，前后连降十级。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十分震怒：“王范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知道吗？他是经过重重生死考验的红色老同志。这件事情我要亲自过问。”
这句话，既是为王范鸣不平，也说明毛泽东对干部使用和案件处理的基本态度：一个在地下斗争中经受过考验的人，不能仅凭一时风向便被轻率否定。
遗憾的是，后来的处境仍然艰难。1966年，王范在基层考察时看到许多老干部受到冲击，便将各地情况写信报告中央和毛泽东。1967年1月12日，他留下遗书后去世，信中写道：“我跟党走了41年，没有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
1978年，中共江苏省委为王范平反，并举行追悼大会。这位从苏北贫苦乡村走出的地下党员，曾在巡捕房中传递情报，也曾在延安和上海承担保卫重任。他的人生留下的，不只是“包打听”这个称呼，还有一名老党员在复杂环境中坚持原则的真实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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