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4号，下午。北京西郊机场塔台。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盯着跑道尽头，脸色铁青。按计划，毛主席的专机十分钟前就该出现在视野里了。可天上干干净净，连个黑点都没有。无线电里除了沙沙的电流声，什么也听不见。塔台值班员蔡演威对着话筒把嗓子都喊劈了，没有一丝回音。刘亚楼后来冲上停机坪、拉开舱门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主席啊，吓死我了！我的脑袋可都掖在裤腰上了！”
这不是夸张。1956年的中国空军，满打满算才七岁。而天上那架里-2飞机里坐着的，是毛泽东。更要命的是，这架飞机已经跟地面彻底失联了——后来人们才知道，失联的时间是半小时，也有说法是差不多四十分钟、甚至接近一小时。
那半个来钟头里，塔台上的人不知道飞机还在不在，飞机上的人不知道地面还找不找得着他们。两边隔着河北上空一大片雷暴云，谁也够不着谁。
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高度机密，后来才慢慢浮出水面。而把这件事从头到尾串起来，绕不开一个名字：胡萍。毛泽东下了飞机以后，说了一句评价。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版本略有出入，但核心意思很稳定——“胡萍是个人才”。
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单单点了胡萍的名？那半个小时里，驾驶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先得说清楚，毛泽东坐上这架飞机本身，就是一个不太符合“安全逻辑”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让毛泽东坐飞机。原因很朴素——人民空军1949年才组建，飞机性能有限，飞行员经验也谈不上丰富，万一出事，谁也担不起。所以那些年毛泽东外出视察，清一色坐火车专列。于是后来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觉得毛泽东“不坐飞机”。
但毛泽东自己想坐。1956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直接把电话打给了刘亚楼，说五一之后要飞广州。刘亚楼当场就不同意。空军司令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年前，1955年4月，周恩来去万隆开会，租的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被台湾特务安了定时炸弹，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为临时换机才躲过一劫。血的教训就在眼前。现在毛主席要坐飞机，坐的还是中国空军自己的飞机，刘亚楼怎么能不紧张。
但毛泽东的脾气摆在那儿。几天后，秘书叶子龙给刘亚楼打电话，说主席发脾气了，这事儿看来只能按主席的意见办。政治局很关注，周恩来专门交代刘亚楼：选最保险的机型，用最可靠的机组，最优秀的驾驶员，所有环节严密操作，确保万无一失。
毛泽东为什么非要坐？他自己把话说得很直：“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他不是不放心外国飞机——1945年去重庆谈判，他坐的就是美国人的飞机；五十年代去苏联，坐的也是苏联人的飞机。他是在用这个举动，给年轻的中国空军撑腰。
机型选的是里-2。当时空军手里主要就两种运输机：伊尔-14和里-2。伊尔-14飞得快，比里-2每小时快一百二十公里，但装备部队才半年，飞行员对它的脾气还没摸透，安全系数不够稳。里-2慢，但部队已经用了五六年，性能稳定，飞行员熟。刘亚楼选了慢的，选了稳的。主机是8205号里-2，副机先飞，在前面开道、报气象。
驾驶员定的是胡萍。
胡萍是山东乳山人，1937年参加革命的时候才十四岁。他全家都是革命者，大哥二哥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家里就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少年胡萍干的事，是骑着自行车到处送情报，后来为了躲国民党追捕，干脆离开家成了职业革命者。十七岁入党，当区委书记，再后来参加解放军，干到团级干部。
空军成立以后，飞行干部奇缺。刘亚楼向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一批优秀的营团级干部去航校学飞行。胡萍读过高小，在那时候就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于是被选进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1952年5月，他到了北京西郊机场，成了空军专机团——独三团——的第一任团长，后来又当了专机师第一任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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