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2日，日本名古屋地方法院作出了一份颇有争议的判决。72岁的高桥鹏二败诉了。
他把日本公共广播机构NHK告上法庭，要求赔偿141万日元。不是因为节目造假，也不是因为电视台侵犯隐私，而是一个让许多人难以理解的理由：电视节目里外国词汇太多，连日本老人都听得费劲。
这场官司最值得琢磨的地方，并非老人输得冤不冤，而是他为什么会选择打官司。2013年6月25日，71岁的高桥鹏二正式起诉NHK。
他曾是一名公务员，也是民间团体“珍惜日语会”的负责人。他发现，新闻、娱乐节目中频繁出现英语音译词，就连节目名称也越来越喜欢使用外来语。
此前，他曾向NHK提出疑问，但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最终选择诉诸法律。
在我看来，这位老人的诉讼并不只是一次语言争执。他真正想争取的，是普通观众获得公共信息的便利。电视节目不是私人之间的聊天。尤其公共广播机构，面对的是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的观众。节目制作人员觉得简单的词汇，未必人人都听得懂。
一个年轻记者使用几个时髦词语，可能只是工作习惯；可当整档节目都建立在这种习惯之上，听众就必须额外付出理解成本。时间一长，语言便成了一道看不见的门槛。
2026年9月20日，日本总务省公布统计数据：65岁以上人口达到3624万人，占总人口的29.6%，比例刷新纪录。
当然，这3624万人不可能全部听不懂外来语。但一个老年人口接近三成的社会，必须认真考虑公共信息的可理解性。
年轻人不懂某个新词，可以上网查询。老人如果连手机操作都不熟悉，面对陌生术语，可能连应该查询什么都不知道。
语言应该是帮助人理解世界的工具，而不是让人感到落伍的标尺。日本自己的调查，也给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答案。
它并不支持“全体日本人都讨厌外来词”的说法。相反，接近一半的人根本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矛盾才更难解决。
对于熟悉外来语的人，片假名可能意味着方便、新潮、简洁。对于不熟悉的人，同样的词却可能造成困扰。
2026年9月17日，《社会语言学杂志》刊发一项研究，分析了日本公众围绕疫情期间片假名英语表达产生的1417条网络评论。研究发现，公众对于这种表达方式存在不同解释，有人担心复杂术语刻意制造距离，也有人认为它能够让敏感信息听起来不那么直接。
这说明外来词承担的功能，有时早已超出传递字面意思本身。
我觉得，这才是日本语言争论中容易被忽略的一层。一个词语是否流行，不完全取决于它好不好懂，还取决于它能给使用者带来什么感觉。
某些商业机构喜欢外国词汇，是因为它能营造新鲜感；某些专业人士喜欢缩写，是因为同行交流更加方便。但这些理由一旦被直接搬进公共传播，问题就来了。
商业广告可以追求新奇，面向全民的安全提示却不能让人猜谜。事实上，日本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2002年至2006年，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组织相关研究，先后针对176个难懂的外来词提出替换或解释建议。这些建议并非要求废除外来词，而是希望政府机关、新闻媒体在面向大众时使用更容易理解的表达。
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务实的办法。新词可以保留，但第一次出现时最好解释清楚。
没有准确译法的专业概念，可以保留原词；已经有成熟译法的普通概念，就没必要故意绕远路。可惜，语言习惯一旦形成，改变起来并不容易。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日本公共讨论频繁使用“cluster”“lockdown”等英语借词的片假名形式。3月21日，时任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公开质疑，为什么不使用更容易理解的日语说法？
他的发言引起广泛讨论。
这件事说明，语言便利不只是高龄群体的要求。遇到紧急情况，哪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希望第一时间获得明确指令，而不是先弄懂一串陌生术语。
1981年，日本改用1945字的《常用汉字表》。2010年又将常用汉字调整至2136字。
这段历史说明，日本并没有简单地废弃汉字，更谈不上彻底丧失汉字造词能力。
日语今天仍然使用汉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各有用途。它的问题不是借词本身，而是某些传播场合缺乏必要的解释。
回顾历史，日本其实曾经非常擅长吸收外国知识。明治时期，大量西方学术概念进入东亚。
日本学者借助汉字资源，创造或重新赋予许多词语现代含义。后来，这批词汇有不少进入中国，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哲学”“科学”等常用词背后，就有这段中日知识交流史。当然，不能把所有现代汉字词都算成日本独创。
外国提出一个新概念，我们应该先弄明白它解决什么问题，再考虑用怎样的汉语表达。如果只换几个字母、照搬几个音节，知识未必增加，沟通成本倒可能提高。
医生之间讨论疾病，可以使用专业术语；向患者解释病情，就应该尽可能说得明白。企业内部可以使用行业缩写；面向消费者，就应当把服务内容和风险解释清楚。
我尤其反对用语言复杂程度判断一个人是否专业。能把简单的问题讲复杂，并不是什么本事。
汉语当然要跟上技术发展，但不能永远跟在外国术语后面机械模仿。中国已有“人工智能”“大模型”“深度学习”等成熟表达，这些词既便于交流，又能够继续组合、发展。
如果从业者不愿意解释技术，媒体不愿意认真翻译，普通人照样会被排斥在知识之外。所以，我更担心的不是外来词越来越多，而是认真解释概念的人越来越少。
语言保护也不应该变成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对立。年轻人有权创造新的表达，老人也有权要求公共信息清晰易懂。
截至2026年10月，高桥鹏二当年起诉NHK的案件早已结束。2014年的败诉判决是可以确认的结果，至于他此后的个人生活，缺乏足够可靠的公开资料，不宜随意编造。
但他的故事并未失去意义。一个老人想听懂自己国家的电视节目，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他输掉了官司，却留下了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当语言不断向前奔跑，那些暂时跟不上脚步的人，是否只能被留在原地？在我看来，一个民族的语言真正强大，不是因为它拒绝所有外来词，也不是因为它拥有最多时髦表达。
重要的是，他提醒了人们：语言不仅属于创造新词的人，也属于那些已经使用它几十年的人。一种语言最深厚的生命力，不只是让年轻人能够用它谈论未来，更是让年迈的人依然能够借助它理解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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