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走到门口，发现自己常坐的位子没了。他沉默了几秒，抬手把椅子重重一顿，刮出一声刺耳的响，然后闷头坐到了后排列席人员的位置上。这是《伟大的长征》第17集的开场，整整35分钟没有枪声，全是文戏，可弹幕比任何一场战役都炸得凶。
很多人在湘江战后那几集哭过，李德窝在角落捂脸，弹幕当场就软了，一堆人刷"他终于醒了，洋顾问也有人味了。可把进度条往后拖就明白了，湘江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打到只剩三万余人，红八军团基本打没，红三十四师几乎全没。李德坐在指挥部里，前面报回来的就是这种数。他哭的不是人命，是那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画好的图纸被炸碎了，他攥不住了。
1933年博古到瑞金，二十四岁，临时总负责人。他自己不懂打仗，李德一来，共产国际的招牌一亮，他直接把战略、战役战术、部队训练、后勤组织全塞了过去。伍修权回忆过一个细节，李德连碉堡挖哪、哨兵站哪、迫击炮摆哪都按地图标好，逼前线不折不扣执行。可那张地图本身误差就大，瑞金屋里画出来的线，跟广西山沟里子弹往哪飞，完全是两码事。
这种错，代价是具体的。广昌保卫战红军血战18天，伤亡五千余人，苏区的北大门被攻破。杨至成当时是总供给部长，他把库存的武器和弹药全都运上阵地，也挡不住敌人密集的枪弹。后来在莫斯科的审查会上，他指着李德的鼻子说，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窝囊、愚蠢的打法，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将来见了马克思，怎么去向你的老祖宗交代。
遵义会议上，李德"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他一边听一边不停抽烟，垂头丧气。但他不认。他为自己的军事路线辩护，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上，理不直而气不壮。李德发言时，翻译伍修权听得入迷，竟然忘了给他翻译。他推椅子那一声，推的不是脾气，是最后一点存在感。
时间跳到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赴苏联治疗臂伤，李德搭乘同一架飞机，从兰州出发经新疆到苏联，从此再没踏上中国的土地。李德在回忆录里抱怨说，投身中国多年，机场送行的人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
他下飞机脚还没站稳，等待他的并不是马上开始的审查会。到达莫斯科之后，好几周他忙于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他把这整个程序视为"讨厌的例行公事"，因为毕竟有七年半离开了。但不久他注意到，这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真正的原因在于，周恩来此行本身还带着一项任务，呈请共产国际监委会处理李德的问题。
在审查会开之前，材料已经先堆起来了。毛泽民1939年6月到莫斯科，共产国际马特维洛夫多次与他深谈，所递交的中文原稿约四万字，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还联名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8日。
1939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监委会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正式召开，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杨至成等出席，负责组织审查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德国人。会议先由李德本人作全面检查，承认自己在华期间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语气比遵义会议上软了不少。
第一个进行作证发言的是刘亚楼，他曾任红一军团二师政委，亲历过湘江之苦，遵义会议上因资格不够未能参加。他站起来指着李德质问，你这个顾问，到底懂多少军事？你倒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待过的，除了把课堂上教材上的东西生搬硬套，还会什么？你就不嫌给伏龙芝丢人吗？讲到红军从江西出发时8.6万人、这时已减员到3万多人、二师由7000多人减到4000多人时，他越说越气。
还骂到李德的脾气性格，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动不动就训人，连我们朱总司令你也敢骂。李德很狼狈地说，我忘记了，我印象中并没有骂过朱德同志。刘亚楼说，你还想抵赖，你骂我们总司令是老油子。李德连忙辩解，不，我说的是老头子，因为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被人听错了。
第二个发言的是杨至成，他讲完广昌那18天，指着李德的鼻子骂出了那句，怎么去向你的老祖宗交代。最后出来作证的是毛泽民，他严厉质问，由于你和博古的错误指挥，红军在经过六七年巩固的根据地，就这样白白葬送掉了，难道你就不感到痛心和有罪吗?
李德在会上作了申辩，他向佛罗林用德语抱怨，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说，共产国际当初给他的权限写得清清楚楚，顾问，只有建议权，没有指示权。可到了苏区，博古把决定权塞到他手里，他也心安理得地接了。审查会上他反复强调自己"既不能直接给你们下命令，又根本不懂中文"。同一句话，在他这里是推脱，在别人听来是账。
会议最后，共产国际监委会经过商议拿出结论，李德确实存在严重错误，但是免予处分。给出的理由是，李德只是顾问，没有最终决策权，采纳建议的责任中共方面同样需要承担。李德对这个结论表示完全接受，同时向监委会作出了将对此事"永远保持沉默"的承诺。
免予处分不等于不受影响，审查结束后，他被调出共产国际，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还译了《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文学著作。1941年他以红军军官身份参加苏联卫国战争，1941年至1948年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1949年他回到东德定居，在马克思列宁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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