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北京一家医院里,88岁的彭嘉衡又一次面对病情反复。医生告诉家属,白血病复发后,只能依靠药物和持续治疗维持,每天的开销高达两千多元。这个数字,对普通家庭来说,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
妻子守在病床旁,反复盘算家里的积蓄。彭嘉衡却没有责怪任何人,只是平静地说:“别再花了,留给孩子吧。”战场上的炮火没让他退缩,病床上的账单,却让这个家庭陷入了难以承受的困境。
老伴没有立即答应。她把家中的房产拿出来考虑变卖,能凑多少算多少。那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两个人共同生活多年后,在生死关头作出的选择。
彭嘉衡的前半生,远比晚年这段病痛更加惊险。1921年,他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家庭。15岁时,他和弟弟被送回广东读书,原本过着求学生活,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校园秩序被战争打乱,许多年轻人开始寻找报国的道路。
他曾报考军校,却没有被录取。1938年,彭嘉衡准备前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行至广州时,粤汉铁路遭到日军破坏,行程被迫中断。随后,他进入第四集团军交通兵团,成为一名少尉见习军官。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使用的“彭嘉衡”这个名字,还与一次考试有关。由于没有高中毕业证,他借用了老乡彭嘉衡的证件参加黄埔军校第十七期考试,结果被录取。此后,他便以这个名字走进军旅,开启了另一段人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航空学校招收留美飞行员。彭嘉衡入选,与他同期训练的学员中,有不少出身名门的年轻人。经过初级训练,他赴美国继续学习,完成数百小时飞行训练后,被分配到中美空军联队。
这支队伍后来被称为“飞虎队”。名称很响亮,任务却并不浪漫。飞行员面对的是高射炮、战斗机和恶劣天气,每一次升空都可能没有返航的机会。
1944年冬,彭嘉衡奉命在长江流域执行侦察任务,并寻找机会攻击日军舰船。一次行动中,他发现江面上的日本军舰,随即降低高度,迎着密集炮火冲去。飞机距离舰身越来越近,机尾不断传来震动。
就在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若与军舰同归于尽,虽然能够造成打击,却也会损失一架宝贵的作战飞机。于是,他猛然拉升机头,飞机擦着炮火脱离。返航降落后,机尾留下二十多个弹孔。
这样的任务,他执行过64次。日本投降前,他长期承担侦察、袭击和运输等飞行任务,并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这份荣誉,记录的不只是个人勇敢,也反映出中国飞行员在抗战空中战场上的牺牲。
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又发生变化。解放战争时期,彭嘉衡不愿把枪口对准同胞,便以探亲为名返回印度尼西亚。多年后,他从香港“两航”起义的消息中看到了新的方向,在同学邀请下回到祖国,投身民航建设。
1955年,他接受航空磁测任务,连续工作近一年。那项工作艰苦而细致,需要飞越大片荒凉地区,搜集地下矿产信息。后来,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的重要价值逐渐得到确认,彭嘉衡也被称为白云鄂博航空磁测的先行者之一。
在民航系统工作期间,他既执行飞行任务,也参与飞行员培训。遗憾的是,由于华侨经历和黄埔军校背景,他一度被停止飞行,转做信息管理。直到1980年,相关问题得到纠正,他才恢复名誉。
晚年的病痛,又把这位老飞行员推回了困顿之中。2009年,彭嘉衡接受骨髓移植,身体一度好转,但因历史档案和待遇认定等问题,医疗费用无法按照飞行员标准报销。多年积蓄很快见底,家里的生活也受到直接影响。
病情复发后,妻子仍在想办法筹钱。彭嘉衡却说:“打仗时都过来了,不能再拖累大家。”这句话听起来平淡,却让老伴忍不住落泪。她最终决定卖掉房子,为丈夫争取更多治疗时间。
2010年8月,彭嘉衡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按照他的遗愿,社会捐助款中剩余的部分没有留给家人,而是转赠给山东一位同样参加过抗战飞行的老战友。那笔钱,经过病床前的反复商量,最终被送到了另一位老兵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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