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志强,今年六十八岁,在香港深水埗住了四十七年。老婆叫丽珍,街坊都喊她阿珍,小我两岁,年轻时在长沙湾的制衣厂做车工,厂子搬去东莞之后,她转去做写字楼清洁,一直做到六十岁才收工。我们两个加起来的退休金,扣掉强积金那笔一次性的钱,每个月大概有一万一千块港币,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少,可在香港,只够我们稳稳当当活下去,不敢病,不敢请人,不敢想别的。
我们那间楼在长沙湾道一栋三十八年的旧楼里,实用面积四百三十八呎,两房一厅,厨房窄得要侧身进去,厕所有个铁窗,对着天井,白天也要开灯。住了几十年,墙身有一道从天花板裂到地脚线的缝,我每年用白灰补一次,补完第二年又裂。阿珍说这间屋像我们两个,旧了,修一修还能用。
儿子陈嘉俊今年四十二,在观塘做测量,媳妇阿敏在银行做柜位,孙子陈诺八岁,读小学三年级。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将军澳的居屋,供楼供到脸都青,每次上来吃饭,阿敏都会说一句“爸,你们这栋楼几时可以收楼”,语气是开玩笑,我听得出里面那点意思。
卖楼这件事,是我先提的。
前年冬天,老朋友李国华从广西回来,请我饮茶。他比我早两年退休,一早把屯门的单位卖了,搬去北海住,人晒得黑黑的,走路有风,一坐下就同我讲那边怎样便宜、怎样舒服,海鲜十几块钱一斤,楼下公园大得像维园,一碟炒粉六块钱。他说:“志强,你间楼现在卖,起码五百万,过去那边买间一百平米的,还剩四百几万,你同阿珍慢慢使,使到下世都使唔完。”
我当晚就跟阿珍讲了。她正在厨房洗菜,水声哗哗,头也没抬,只讲了一句:“你舍得?”
我舍得。说真的,我不是舍不得,我是怕。怕再住十年,那部拉闸的旧电梯终于不肯动,怕我有一日在厕所跌倒,阿珍一个人抬不起我。
卖楼卖了五百二十万港币。签临时合约那日,我站在楼下,抬头看我们那扇窗,晾住阿珍的一件蓝花衫,风吹得一跳一跳。我心里空了一下,但想到银行户口那个数字,又踏实了。
搬走那日,阿敏帮我们打包,一边包一边说:“爸,妈,你们在那边住得唔开心就返来,租楼都係咁住。”嘉俊没说什么,只是把两个大行李箱搬落楼,回头望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觉得我们两个老糊涂。
我们买的楼在北海银海区,九十八平米,三房,电梯楼,十二楼,望到一点点海。连装修连家具,六十八万人民币。我在客厅行了一个圈,从这头行到那头,足足行了十八步,我数过。在香港,我由沙发行到电视柜,四步半。
头一个月,真的像发梦。
早上五点半,天还未亮透,我和阿珍落楼,沿着海边那条路行去侨港,路上全是晨运的人,有打太极的,有拉二胡的,也有同我们一样讲广东话的,一问,原来大半是香港来的、广州来的。大家都讲同一句:“早知咁舒服,早十年就搬。”
我学会了在菜市场讲价。南珠市场的阿姨认得我,叫我“香港阿伯”,生蚝十块钱三只,花蟹三十几块一斤,青菜两块钱一大扎。阿珍买餸买到笑,说这辈子未试过买餸不看价钱。
晚上我们在阳台坐,风从海那边吹上来,带咸味。阿珍说:“志强,我们是不是发神经?几十年捱生捱死,原来可以咁样过日子。”我说是啊,早该来。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日子这个东西,是有另一面的。
三月一到,天就开始回南。
第一日,我早上起身,脚一落地,差点滑倒。地下全是水,像有人半夜拿水喉淋过。墙壁出汗,玻璃出汗,衣柜里面的衫摸上去是湿的,我挂出去的一件风褛,三日都没干,闻落有一股霉味。
我买了三部抽湿机,二十四小时开,水箱一日倒四次。阿珍的膝盖开始痛,痛到落楼梯要扶住墙,一格一格移。她说香港都潮,但香港潮得有个限度,这里不是潮,这里是浸。
跟着是霉。衣柜背板起了一片黑点,我拿漂白水擦,擦完三日又起。床垫底下一摸,湿的。我那时才明白,为什么这边的家俬都兴做离地脚,为什么家家户户都备住一部抽湿机,为什么本地人三月不开窗。
然后装修的师傅开始同我玩花样。当初说好十二万全包,做到一半,电工说线要重拉,加两万;泥水说防水要重做,加一万五;最后埋单十七万八。我拿着那张单,手都震。阿珍拉住我,说算了算了,人都来了。
再讲过生活。
我们以为广东话通行,来了才知,这里讲白话,带一股我听不明的腔。去买猪肉,我讲“半斤瘦肉”,老板娘斩了给我一斤二两,还笑住讲了一串,我一句都接不上,只好点头。日子久了,我学会少讲,用手指。
食也成问题。头半个月,天天食海鲜,食到阿珍痛风发作。后来想食餐清淡的,想饮餐茶,想食一笼正经虾饺,找来找去,找到一间,虾饺皮厚得像饺子,一笼二十八块,味道像隔夜。阿珍食了两只就放低筷子,讲了一句:“我想饮冻柠茶。”那日我们两个坐在那间茶楼,望住窗外一条大马路,谁都没讲话。
最难顶的是静。
在香港,楼下永远有声音,车声、人声、收音机声、麻雀馆的洗牌声。这里晚上八点,整个小区静到听见电梯上落。我和阿珍坐在客厅看电视,电视讲普通话,我们看字幕,看到眼困。邻居王姨很热心,送过我们两次自己腌的酸菜,但她一开口讲家乡话,我就只能笑。她大概也觉得这两个香港人古怪,后来就不来了。
嘉俊每星期视频一次。他问我们习不习惯,我讲习惯,阿珍在旁边点头。挂了电话,阿珍坐在沙发上,很久没动。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就是想起陈诺放学要人接。
真正的转折,是八月的那一晚。
那晚打完台风,全城停电,我们这栋楼停了六个钟。半夜三点,阿珍推醒我,说她心口翳,左手麻。我一摸她的手,冰凉,出了一头汗。
我一生人都没试过那么慌。
我打一二〇,讲了三次地址,对方才听明白我们那个小区在哪条路。等车的四十分钟,我坐在她旁边,用手搓她的手臂,一边搓一边讲:“无事嘅,无事嘅。”其实我自己的手在震。
到了医院,急症室好多人,挂号要身份证,我们拿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姑娘看了半天,叫来一个主任。押金要交五千,我身上只有两千现金,微信又未绑到这边的卡,最后是一个好心的护工帮我跑来跑去。阿珍躺在推床上,拉着我的衫角,眼泪一路流到耳边。
她讲:“志强,这哪是养老,这是来受罪。”
那一刻我站在急症室的走廊,头顶日光灯白到刺眼,我忽然好想香港。想楼下那间二十四小时诊所,想医管局那张覆诊纸,想我那张长者咭,两块钱就可以搭车去医院。想嘉俊由将军澳过来,坐地铁四十分钟就到。
阿珍住了六日院,花了八千几,全部自费。出院那日,医生说她是冠心病,血管收窄,要长期食药,最好半年复查一次。我问他这边复查方便吗,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们香港来的,医保搞了没有?”
我们没搞。我们连居住证都懒得去办,觉得反正住几年就走。那几日我才知道,港澳居民在内地住满半年,可以办居住证,办了可以买城乡居民医保,一年几百块,看病可以报一部分。这些事,没有人同我们讲过,卖楼的中介没讲,李国华也没讲。李国华自己都没病过。
那几日,我一个人坐在医院楼下的石凳上,想了很多。
我想,我们把香港那间住了四十七年的屋卖了,换来这边一间大屋和四百万现金,我们以为买的是舒服,其实我们买的是一个没有退路的地方。在香港,我们穷,但我们识路,识人,识得去边度睇医生。在这里,我们有钱,但我们什么都不识。
我也想过返香港。可是返去做什么?五百二十万卖了的楼,现在同款要七百万。我们租楼,一万五一个月,租十年就一百八十万,租到八十几岁,钱就见了底。
那阵子,是我们两公婆五十年来最难的一段。
后来是怎么过来的?是一点点磨过来的。
第一件事,去办居住证。排队排了三个早上,照相、填表、按手指,最后拿到一张卡,我捏在手上,觉得比身份证还重。跟着去社区买城乡居民医保,一年四百八十块,我们两个都买了。阿珍的药,现在可以在社区医院开,一个月省两百几。
第二件事,我加入了一个香港人社群,里面一百几个人,都是这几年过来的,有退休老师,有以前的巴士司机。他们拉我入群那日,我在群里打了一句“大家好,我係深水埗陈志强”,下面几十个人回我“欢迎”。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手机,眼眶热了一下。
第三件事,是王姨。她见阿珍病过一场,隔日就送汤上来,第一次是她自己煲的莲藕排骨,第二次是艾草煮水,说浸脚好。阿珍后来学她讲了两句本地话,两个女人在厨房比手画脚,笑到弯腰。我站在门口看,忽然觉得这个城市没有我想的那么冷。
第四件事,是我们改了计划。我们不再讲“定居”,我们讲“住半年”。每年十月到第二年四月在北海,躲开香港最湿最冷的几个月;五月到九月返香港,租一间细单位,陪陈诺放暑假,顺便在医管局覆诊。钱这样使,比死守一边松动得多。阿珍说这叫“两边走”,我说这叫“留有退路”。
今年是我们来的第二年。
上个月,我在阳台的那张藤椅上坐了一个下午。海风照旧吹上来,楼下照旧有人在跳舞,音乐开到好大声,以前我嫌嘈,那日我听着居然觉得踏实。阿珍在厨房煮粥,煮的是白粥,配一碟咸鱼,一碟菜心。她端出来,坐下来,突然讲:“志强,其实呢度都唔错。”
我“嗯”了一声。
她又讲:“不过下次返香港,我要去饮餐茶,食虾饺。”
我笑了,说好。
我今年六十八,我不敢讲我们做对了。我只知道,那几个月我们哭过,哭的时候是真心的,现在坐在这里,也是真心的。养老这件事,不是换一个地方住,是换一套活法。地方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在哪里都好,最要紧是你跌亲的时候,身边有人识得扶你,你自己亦都识得条路返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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