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广州，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接到一封绝密电报。内容很短：邓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这句话看似平常，谢非却明白，事情绝不只是一次普通的休养。彼时国际局势剧烈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相继发生，国内一些干部群众也对改革方向产生疑问。广东，正处在一个需要作出选择的关口。
邓小平抵达广东后，谢非全程陪同考察。1月19日至29日，11天行程中，邓小平一路看、一路谈，反复强调发展不能停步。
有一次，邓小平指着地图对谢非说，广东要再上几个台阶，争取用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
这不是一句轻松的话。
当时的广东，虽然拥有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但基础仍不算雄厚，城乡发展差距明显，许多地方交通闭塞，产业结构也有待调整。要在20年内追赶亚洲先进经济体，既需要胆识，更需要一套能落地的办法。
邓小平离开广东后的第三天，谢非在广州珠岛宾馆向厅局级以上干部传达南方谈话精神。三个小时里，他讲得非常具体，既谈形势，也谈广东的责任。
他说：“小平同志南巡，对广东影响重大，我们要开足马力。”
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谢非并不是只会在会议上表态的人。早在广州任职期间，他就常常轻车简从，直接到工矿企业、科研院所和学校了解情况，很多调研并不提前通知。
到了基层，他喜欢和普通干部、工人、农民坐在一起谈。一次下乡，原本只是短暂停留，后来因为问题没有谈完，便在当地住了十多天。有人劝他行程太紧，他只是说：“情况没摸清，回去也不好作决定。”
这种工作作风，与他的出身有关。
1932年11月，谢非出生于广东陆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李春独自承担起抚养四个孩子的重担。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常常连温饱都难以保证，但李春没有让孩子们完全失去读书的机会。
她下地劳动，料理家务，也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儿子走上革命道路。对于一个早年守寡的农村妇女来说，这份支持并不只是口头上的鼓励，而是承担了可能失去儿子的风险。
1949年7月，17岁的谢非在陆丰县河田乡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后，他长期在基层工作，先后接触宣传、组织和地方治理等事务。基层岁月让他清楚知道，政策能不能见效，关键要看群众能不能得到实际利益。
谢非曾说，宣传工作要讲实事求是。这个要求后来也贯穿在他的工作中：少讲空话，多到现场；少看材料，多听一线声音。
1986年至1988年，谢非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州的工厂、学校、科研单位和街道，都留下过他的调研足迹。有人说，他到基层时不像来检查，更像来找问题。发现情况不对，他会当场追问，直到把事情弄清楚。
南方谈话之后，广东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谢非与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权制度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展开探索。许多做法并非一开始就有现成答案，只能边实践、边修正。
有意思的是，广东当时面对的阻力并不小。旧观念、旧体制和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只靠口号推动。谢非承担的，既是发展任务，也是统一认识、稳定预期的政治工作。
20世纪90年代，广东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明显提速。深圳、东莞、顺德等地变化尤其突出，广东逐渐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1997年，谢非进入中央领导岗位，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副国级领导干部。遗憾的是，事业正值需要经验之时，他的身体却已经亮起红灯。
1999年10月27日，谢非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67岁。临终前，他曾说，自己一生最大的安慰，是没有辜负邓小平同志的嘱托。
随后，他又交代家人，不要把自己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
那时，李春已经年过百岁，身体虽然行动不便，头脑却十分清醒。她能吃能睡，视力也很好，早些年还能够穿针引线。家人担心突然得知儿子离世，会让老人承受不了打击，于是按照谢非的遗愿，选择隐瞒。
谢非去世后，家人仍定期给李春准备礼物，暗示那是儿子寄来的。电话没有了，电视里也不再出现儿子的身影。这个安排持续了近十年。
家人后来回忆，李春思维敏捷，也许早已察觉异常，只是没有追问。对她而言，儿子是否还会打电话，或许已经不如儿子曾经留下的那份牵挂重要。
李春最终活到113岁。她与谢非相隔十年离世，而那句“别告诉母亲”，也成了谢非留给家人最后的一项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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