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15 日，亚信会议在阿塞拜疆举行，共有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一个特殊安排，是阿塞拜疆总统邀请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参会发言。就在赫尔佐格讲话期间，会场出现了一场备受关注的外交插曲：13 个国家的代表集体起身离场，以此表达对以色列相关政策的抗议。
这 13 个国家和地区以伊斯兰国家为主，包括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约旦、伊拉克、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尚未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巴勒斯坦。从这场离场风波中，可以读出几层值得深思的现实逻辑。
第一，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代表始终留场，体现了国际主流社会的理性外交姿态。与离场国家的激烈姿态不同，中俄等国并未因分歧就拒绝同场对话。这本质上反映出一个基本共识：在巴以问题上持批评立场，不等于要彻底切断接触、盲目排斥对方。保持对话渠道畅通，才是处理分歧、推动局势降温的务实路径，也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选择。
第二，所有离场代表均来自伊斯兰国家，非伊斯兰国家无一选择离场。这清晰表明，在中东议题尤其是巴以问题上，伊斯兰世界有着高度一致的阵营立场，与非伊斯兰国家的态度形成鲜明分野。这种基于身份认同的立场壁垒，也意味着双方在中东和平的路径认知上存在不小的鸿沟，仍需长期沟通与磨合。
第三，离场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与以色列建交。比如伊朗始终与以色列处于敌对状态，选择离场是意料之中；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沙特等伊斯兰大国，同样因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分歧未解决，至今未与以色列建交。没有外交关系的基础，自然难以在公开场合同场共处，离场是其立场的必然表达。
第四，部分已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也加入离场行列，折射出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外交自主性仍受阵营共识约束。埃及、约旦是最早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本可像阿联酋等国一样选择留场对话，但最终仍随阵营离场。这背后是沙特等区域大国主导的伊斯兰主流舆论与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使其难以完全独立制定外交立场；相比之下，阿联酋等国选择留下，则展现出更务实开放的外交取向。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此次会议上始终秉持公正客观立场，以务实方式处理对以关系。会议期间，王毅外长应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的请求，与其举行双边会见。双方会谈主要围绕两大议题：一是中以双边关系发展，二是中东地区未来前景。
谈及中以关系时，双方共同回顾了建交 30 多年来的友好发展历程。王毅外长特别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作出阐述：历史维度上，二战期间两国人民都曾历经战乱苦难，也曾在患难中相互支持，这份跨越岁月的情谊值得双方共同珍视；现实维度上，明年将迎来中以建交 35 周年，同时也是两国建立全面创新伙伴关系 10 周年的重要节点，中方愿以此为契机，推动中以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谈及中东未来时，王毅外长重申了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同时向以方提出明确期许。他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本世纪最大的不公，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行路径是落实两国方案；中方坚定支持巴以双方都拥有独立建国的权利，希望两国最终实现和平共处、相邻而居。
从这场会场风波与外交互动中，可以得出两个核心判断。
其一，中国的外交姿态更加务实开放，相比之下部分伊斯兰国家的对抗性做法反而不利于中东局势缓和。解决分歧的前提是面对分歧，回避接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外交常识。中国、俄罗斯等国同样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单边行动持批评态度，但始终没有关闭对话大门，这种 “立场有分歧、对话不中断” 的处理方式，远比单纯抨击、拒绝交流的僵化立场更具建设性。这实际上也为区域国家作出了示范：集体离场看似表达了强硬立场，实则无法推动任何实际问题解决，反而会将自身置于国际主流外交圈之外，陷入自我孤立的尴尬境地。
其二，这一插曲再次印证，中东和平进程依然道阻且长，巴勒斯坦问题短期内难以看到实质性破局。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公正立场一以贯之，数十年来始终呼吁推动两国方案落地，国际社会也早已形成基本共识，但问题却始终陷入僵局。王毅外长将其称为 “本世纪最大的不公”，恰恰道出了这一问题久拖不决的沉重现实。
僵局的形成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不仅以色列执政层对两国方案缺乏推进意愿，多项民调也显示，巴勒斯坦民众乃至不少阿拉伯国家民众，对两国方案的可行性普遍持怀疑态度。此次 13 国集体离场，本质上仍是不愿在公开层面承认以色列合法性、拒绝与其开展正式接触的体现。更耐人寻味的是，不少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私下早已开展多领域务实接触 —— 比如沙特就曾与以色列就共同应对胡塞武装等议题秘密磋商，但在公开场合仍要维持伊斯兰阵营的统一阵线。这种 “私下务实合作、公开高调切割” 的双重姿态，让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更添变量，也意味着中东真正实现持久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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