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会宁城北的酸枣林透着秋凉，三支红军主力刚刚胜利会师。警卫兵递上一杯开水，低声道：“张总政委，先暖暖手。”张国焘端着搪瓷缸，却没喝，目光越过朱德，停在不远处的毛泽东身上。那一刻，双方都读出对方心里的算计——北上？南下？两条路，关乎生死。朱德调和气氛，毛泽东一句“旧事先放下”收住全场，张国焘却暗暗咬牙：真要听你的？
这种暗流不是第一次出现。1919年2月，北大红楼的狭长走廊里，张国焘踏着皮靴去找李大钊，意外和图书管理员毛润之擦肩。青年递来一声“您好”，口音浓重，衣着朴素。张国焘点点头，心里却嘀咕：乡下孩子，也想议论世界大势？彼时他是天之骄子，毛泽东只是端书刷籍的小伙计。少年人的轻视，为日后的裂痕埋下了第一撮灰。
两年后，中共一大召开，张国焘风光入选中央局。很快，他领衔筹划1923年京汉铁路罢工，声势浩大。遗憾的是，这场斗争以流血告终，他本人也在1924年被北洋政府逮捕。酷刑面前，他屈服写供，大批北方党员暴露。五个月后被营救出狱，他讳莫如深，继续做领导干部。表面波澜不惊，信任的堤坝却已出现裂痕。
长征途中，张国焘手握川陕苏区十几万兵马，恃众自重。1935年9月，班佑会议上，他否决北上，执意折返南下。结果迷雾、饥饿、夹金山大雪，一串触目惊心的伤亡数字摆在面前。有意思的是，直到北返会宁，他依旧保持着政治局委员的头衔。毛泽东后来回忆：“不与他争口舌，先保队伍。”算得是一招缓棋。
张国焘终究不甘心。1937年春，他借祭黄帝陵之机取道西安，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周恩来一句：“我不糊涂。”点破弦外之音，仍带他赴约。谈话室里，张国焘自称“多年糊涂”，蒋介石冷眼旁观，只给了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空头衔。张国焘这才发现，昔日万人敬仰的“红色总政委”成了边缘人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张国焘正在香港皇后大道一间公寓里焦灼地盯着金价行情。1950年初，他押上全部5000美元炒卖黄金，结果市场急跌，损失殆尽。从此衣食依儿子接济。1968年移民加拿大，多伦多的冬夜漫长又潮湿，稿费耗尽，夫妻二人申请入住免费养老院。
1977年，他中风偏瘫，转入条件更差的慈善病房。护士人数有限，修女负责简易护理。1979年12月4日深夜，气温零下二十度，暖气故障，水瓶凉透。八十三岁的张国焘想起身拿被子，无奈手脚不听使唤，反复呼叫无人应答。黎明时分，值班护士推门，只剩冰冷遗体与落到地上的薄毯。
安葬那天，寒风掠过多伦多公墓的松枝。同行的华侨记录下杨子烈的哽咽：“四十年反共，一点好日子都没捞到。”同年，国内传来一句评语，来自许世友：“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短短十四字，道尽此人一生的政治才干与致命短视——才干无人否认，方向却决定结局。
张国焘用行动证明：能力再强，也敌不过路线错误带来的深渊；手握万人，也逃不过信仰崩塌后的孤身落寞。跌宕半生，终结于异国病院的冰冷长夜，留给后人的，不过是一笔复杂而沉重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