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北京城里搭起临时演播室，新中国的第一条无线电讯号在夜色中跃出天线。那一刻，许多人才真正感到“国家”二字可以通过话筒传到千家万户。从此之后，谁掌握了广播，就等于握住了举国的神经中枢。
进入六十年代，收音机几乎成了每个机关和厂矿的必备品。有人调侃：“听电台，比看公文还准。”这种全民对声音的依赖，为十多年后的那场紧急行动埋下了伏笔。
1976年9月9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灯火通明。当天清晨，一条悲痛的消息震动全国，然而不到三分钟，播音间里却出现了“九九事故”。播报员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念成了“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在座的人全身发凉。事故虽然很快纠正，但它提醒中央：必须有人盯紧麦克风，绝不能再出差错。
这场事故后不到一个月，一场决定性的部署在怀仁堂酝酿。10月5日下午两点，华国锋约见了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双方并不熟，耿飚只在抗战、解放战争中与华国锋有过间接交集。当电话里传来“请速来”的吩咐时，耿飚已有直觉：北京台和电视台可能要换守卫了。
有意思的是，华国锋为何在众多将领中挑中了耿飚？原来，叶剑英元帅事先递交了一份名单：耿飚、迟浩田、秦基伟。迟浩田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秦基伟为第二政委，都是各路劲旅的实际指挥者。相比之下，耿飚在军中无衔，长期做外事，看似“不搭界”。然而叶帅有自己的考量：第一，耿飚打惯硬仗，长征时是团长，解放战争中是“杨罗耿兵团”的副司令员；第二，他熟悉宣传规律，能文能武；第三，他与叶帅互相知根知底，关键时刻更好调度。
华国锋最终采纳了叶帅的建议，但仍对耿飚说得极为慎重：“只有我本人来电，你才行动，其余一概不听。”这种保密级别，说明任务的敏感程度已接近顶点。
10月6日20时许，电话铃骤响。华国锋简单一句：“马上到怀仁堂。”耿飚抵达时，叶剑英、吴忠等正围着作战地图和名单低声讨论。华国锋看见耿飚，开门见山布置：“电台、电视台这边，今晚务必掌握。同志，你负责。”紧接着，他补充一句，“不出差错。”
叶帅也拉住耿飚的手，声音低沉：“要控制住技术总控室，别让不相干的人进去。必要时，可配带武器。”耿飚思忖片刻，提出：“手枪不急，但最好有您亲笔手令，这样当场就能镇住对方。”这一要求看似小心，实则深谋远虑——外联部长突然闯入别部门指挥事务，拿不出权威凭据，极易引发误会甚至抵触。
华国锋听罢，立即在笺纸上写下指令：“邓岗同志：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负责广播、电视工作，请你们接受领导，有事直接请示。华国锋。10月6日。”短短数行，却等同临战调动令。
当晚接近22点，耿飚乘吉普抵达中央广播事业局。随行的十名解放军战士包围大楼后，他独自快步上四楼。邓岗正在办公室，一见耿飚，先是一怔。耿飚把手令递到桌前，只说：“请您过目。”邓岗看完，沉默良久，“我是否需要汇报？”耿飚答：“手令写得很清楚。”对话至此，不再多言。
十分钟后，邓岗召集核心小组十一人到场。耿飚当众宣读手令，补充一句：“今晚起，一切播音内容，交我与邱司令审批，大家各就各位。”会场气氛紧绷片刻，很快有人带头表态“坚决服从”，局面稳定下来。
随后两周，耿飚干脆住进大楼。鞋子不脱、和战士轮流打盹成了常态。外界只看到中央台声音依旧清晰，一句关键的“本台继续播音”让亿万听众心安，却不知背后提着话筒的人已经换了。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让电波准确、准时、不失误地覆盖每一寸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耿飚并非冷硬军人形象。遇到播音员因紧张读错字，他会拍拍对方肩膀说：“别怕，把握节奏。”这句轻声指导，如今在老播音室仍被人悄悄提起。稳定既要靠命令，也要靠情感抚慰，这正是耿飚独到之处。
行动结束后，电台运转无虞，华国锋打来电话：“任务完成得很好。”耿飚只回一句：“一切顺利，同志们都在岗位。”没有表功，只有汇报结果。直到1977年中央调整机构，他才交出这块被称作“永不熄灯的战场”。
回望那张已经泛黄的手令，字迹朴素，却曾是夜色中最有力的通行证。没有它，耿飚即便带着十名荷枪实弹的战士，也难保行动不生枝节；有了它，广播电台那扇厚重的大门瞬间打开，国家的声音得以平稳传递。一个将军、一纸手令、十来名士兵，就这样为历史按下了“静音”键，也保住了亿万收音机里的主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