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中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首次就去年年底爆发的全国性抗议动荡公开表态。他承认，该轮持续逾半月的抗议潮对国家造成了“巨大破坏”，死亡人数达数千人。与此同时，伊朗政府也罕见同步公布初步数据：死亡总人数至少5000人，其中包括约500名安全力量人员，显示此次内乱远超此前预估。
这不是一份单纯的伤亡报告，而是伊朗政权在强力镇压后进入“清算阶段”的权力信号。哈梅内伊警告称，“任何被认定为幕后黑手或责任方，都将面临惩罚”。而这一惩戒对象，已明确指向“外部势力”与“内部动摇分子”。
德黑兰释放的信号不止于统计数据，更重要的是定性语言：伊朗当局刻意不再提“镇压”或“执法伤亡”，而将大规模死亡归因于“恐怖分子袭击民众”。在政府话语中，抗议已经不再是“群众事件”，而是“敌对暴徒制造的恐袭”，这种话术转变意味着，伊朗正试图为自身的强硬行为构建“合法性叙事”。
舆论战同步开启：美以干预指控全面升级
伊朗最高层不仅对内释放追责信号，同时对外高调指控美国与以色列“深度介入”。哈梅内伊与多位政府高官声称，美以两国“既在境外策动，也在境内指挥”，其间甚至直接点名特朗普为幕后鼓动者。伊方称，此次动荡并非偶然，而是“西方联合内应进行颜色革命”的延续，意在摧毁伊朗现政权。
这场信息攻防战早已展开。抗议爆发初期，西方媒体迅速占据舆论高地，诸如《星期日泰晤士报》等英美主流报刊一度将死亡人数夸大至1.6万人、伤者超过30万。而各类“人权组织”同步发声，控诉伊朗“暴力镇压本国民众”。
伊朗政权显然意识到，在这样的叙事攻势下，继续沉默只会让外部定义成为既定事实。因此此次伊朗罕见“主动交底”伤亡数据，一方面是回应外界数字攻击，另一方面也是为后续军事与安全反制行动铺路。
这种双线操作的本质，在于伊朗试图掌握对内外的议题主导权，将自身描绘为“被暴力袭击、不得不出手”的稳定力量，借此重建国家合法性与国际话语空间。
内忧未解：经济困局与“敌对内应”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伊朗政府将责任归咎于“外部煽动+恐怖暴力”，但抗议起点的根源——经济崩溃与物价飙升，至今未有实质性解决路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青年失业率飙升，这些问题一再被民众在街头呐喊。而伊朗政府的回应，却是大力打压并归咎“境内敌对代理人”。
此次官媒频繁提及的“敌对内应”，显然已成为官方口中的替罪目标。哈梅内伊在讲话中明确表态，将对所有“配合外部势力、意图分裂国家”的内部人员严厉追责，释放了新一轮清洗信号。
这一手法并不新鲜。长期以来，伊朗保守阵营面对内部压力时，往往借外部干预之名转移矛盾。2019年燃油补贴削减引发的大规模抗议、2022年“阿米尼事件”引爆的女性权利运动，伊朗当局皆以“受外部敌人误导”为由强力平息。此次亦是旧剧重演。
但局势的差异在于，此轮动荡已非单点抗议，而是涵盖多地区、持续时间更久、冲突烈度更高的全面挑战。而“内鬼论”虽能凝聚部分民意，却无法替代政策调整与治理改革。
库尔德焦点浮现：分裂风险再度上台面
此次动荡中，伊朗西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成为冲突烈度最高的地带。据伊朗政府证实，该区域的死亡人数占全国之最，地方政府一度失控，有城市短时被抗议者“完全占领”，局势一度濒临失控。
伊朗的库尔德人口约700万，占全国人口7%左右，长期以来，该族群因文化、宗教、政治边缘化问题与德黑兰政府矛盾尖锐。多年来，部分激进组织依托伊拉克北部活动基地，长期与伊朗军警发生冲突。
这次抗议的演变，不仅再次暴露伊朗对边缘地区的统治真空，也让德黑兰面临一个更复杂的风险：外部势力可能并不急于直接推翻伊朗政权，而是改采“边缘破坏+内部分裂”策略，通过放大库尔德矛盾瓦解国家凝聚力。
这一点对伊朗而言极具战略压力。因库尔德问题不仅存在于伊朗，也广泛存在于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处理不慎极易演变为“边界模糊地带”的长期冲突前沿，而伊朗当前显然没有能力一次性稳定局势。
强硬治国的尽头：现实难题与战略孤岛
目前来看，伊朗政府仍在延续其一贯危机应对方式：先定义敌人，再打击带路者，以此换取内部团结、维持权威。但问题在于，这一方式已多次使用，边际效应正快速衰减。
此番强硬应对虽暂时“稳住局面”，但深层次问题未解——民生困顿持续，青年对未来绝望感加剧，边疆民族矛盾蠢动不止。而外部则是美以战略持续加压，美军多艘导弹驱逐舰持续部署波斯湾，美防长海格塞斯甚至已公开喊话“伊朗需要新领导人”。
伊朗可谓处于“内失民心、外临压境”的双重夹击中。若德黑兰仍寄望于信息战与清洗手段延长政权存续周期，而非实质回应民意、改善治理，则此次抗议虽然结束，下轮风暴或将更快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