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下旬，北京中南海里灯火通明。总参谋部的一名年轻参谋凑到同事耳边，小声嘀咕：“名单里那个乌兰夫，怎么直接排进上将？”同事摊摊手，只回了一句：“资历写在那里，你慢慢看。”就在那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施军衔制，一张写着“乌兰夫”的名单，让不少军中老兵生出好奇——他既非井冈山的“老红军”，也未在八路军的番号里出现，可偏偏位列上将之列。若要弄懂这道“谜题”，就得把目光拉回到更早的草原与黄河交汇处。
1906年12月，塞外风雪掩映着一个男婴的啼哭。土默特左旗塔布村的牧民给他取名“云时雨”。19年后，这个蒙古族青年在北京插班入读师范大学，五四思潮扑面而来，使他的心思涌动。1925年秋，他在天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他奉命奔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四年里，他把俄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草原民族史揉在一起，也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乌兰夫”，意为“红色之子”，昭示此后的人生方向。
1929年冬，他依照党组织电令回到北方，被派往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那是一条注定荆棘密布的道路：没有稳定根据地，没有成建制队伍，处处暗线遍布、白色恐怖如影随形。乌兰夫用一口流利的蒙语，挨家挨户串联牧民青年；夜幕降临，又悄悄在庙宇、牧棚里埋头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方便活动，他经常扮作马贩子穿梭于边境，驼铃声中带回的却是最新的斗争消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的铁甲车压过草原，拉开了北方抗战的血色帷幕。内蒙古腹地顿成前哨，伪政权招兵买马，企图把草原变成“东亚共荣”的跳板。乌兰夫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彼时中共在西北力量薄弱，他便抓住一切缝隙发动民众。三年多光景，十几支猎枪汇拢成千人骑兵队。1936年2月21日，他在百灵庙打响内蒙古第一声枪响。枪声震惊了日方，也让陕北的中共中央长出了口气。毛泽东在延安听完汇报，只说了六个字：“草原第一枪，好！”
此后两年，乌兰夫率部深入绥远、察哈尔、锡林郭勒一带，靠着夜袭、游击、游牧结合的打法，牵制了日军最机动力量——骑兵旅团。缺枪少弹，战马也常常是抢来再骑走，可边打边建政权的思路，使草原各旗得以保存完整。更重要的是，乌兰夫让“自治”这件事首次写进了草原人民的政治日程。抗战胜利前夕，蒙疆方面却生出几支自立旗号的势力，鼓噪所谓“共和国”。1945年10月，北京接到情报，一旦经营不善就可能再添“满洲国”式的乱局。乌兰夫主动请缨：“我去一趟，不必带兵。”毛泽东只点头：“把民族团结好，就是大功。”
于是，他带着七八名工作人员，马不停蹄赶到苏尼特右旗。对方久拖不肯散会，甚至架起机枪示威。草原上寒风如刀，他仍拎着马鞍闯进会场：“都姓蒙古，为何替日本人打工？”几句掷地有声，逼得首领当场散伙。内蒙古的版图因此避免分裂，也为此后自治政府铺平道路。这一出“单刀赴会”，周恩来后来多次提起，总结为“胆略与气魄缺一不可”。
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宣布成立，乌兰夫出任主席，这是中国境内首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的解放区与草原连成一线，解放军东野骑兵纵队可以悄然穿越草原直插张家口，这条通道是乌兰夫“以牛羊换大炮”硬生生支撑起来的。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内蒙骑兵为人民解放军提供了数万匹战马与大量粮草，打破了国民党对北线的补给优势。林彪后来在汇报中坦言：“若无乌兰夫同志稳住后方，东北野战军的补给要难上加难。”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乌兰夫步入会场。这一次，他向中央提出东蒙、西蒙合并、恢复历史疆界的方案，并得到了批准。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距生死未卜的百灵庙已过去十三年。草原骏马没出现在长安街，但那份沉默的奉献早已化作共和国版图上的浑厚底色。
军衔评定之前，组织部与总政将领事迹对照若干条框：是否参加过三湾改编？是否历经长征？是否担任过抗战时期八路、游击区纵队主官？乌兰夫几乎都不沾边。可有一点无人质疑——他以整个内蒙古的战略纵深，补足了新中国北疆的安全缺口。这是他同洪学智、许世友等带兵名将分庭抗礼的资本，也是中央将他列入上将行列的底气。
授衔当天，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乌兰夫并未着急领章，他在后台扶了扶军帽，转头叮嘱警卫：“别忘了给草原的兄弟们捎信，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军衔不仅挂在肩上，也写在那片绿色上。”短短一句，话音不高，却足以概括他的心境。外界的惊讶声渐渐散去，人们这才明白：有些人没有站在红军长征队伍里，却一直在另外一个艰苦战场扛起了同样重要的大旗。乌兰夫，用49年的跋涉，换来了肩头那颗金星与草原上的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