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16日晚，济南城外枪声未停，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所却传来沙沙的铅笔声。地图上堆叠着红蓝箭头，粟裕突然抬头，低声嘱咐身旁参谋：“今晚必须一鼓作气。”这句看似平常的提醒，第二天就化为行动，八日激战后济南告捷，也拉开了淮海决战的序幕。
胜利电报飞往西柏坡，毛主席审阅后提笔批示，同意粟裕提出的三套作战方案中的“围歼黄百韬兵团”主攻思路。此后两个月，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滚滚南下，一举将56万国民党精锐装入口袋。先声夺人的，是粟裕那封主动求战的电报。
这一年，他仅41岁，却已被陈毅称为“定海神针”。但就在战后总结会上，粟裕把首功推给了全军，理由是“兵多将广，协同制胜”。熟悉他的人知道，这不是客套，而是他的行事准则：能让的功劳，推；能担的责任，抢。
三年前，他就因“让位”而令中央侧目。1945年10月，华中军区组建，毛主席指定他任司令。粟裕硬是三次上电报，请求把指挥棒交给老领导张鼎丞。延安最终批准调换，两人的职务对调，这在我军史上并不多见。能让火中取栗的司令位置，可见其胸襟。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春，毛主席亲口宣布：粟裕出任总参谋长。消息传来，他惊得站起身：“我打仗行，管这架子行伍，怕要误事。”主席笑说：“你不干，谁干？”推却未果，他只得披挂上任。三年后，大授衔在即，外界屡屡传言他配得上元帅。粟裕却坚持：“评个大将足矣。”对面子，他向来淡泊。
然而，急转直下的局势谁也没有预料到。1958年末，党内风向突变，一顶“军事冒险家”的帽子被悄悄准备好。1959年春，北京西郊的会议室里气氛压抑。会场负责人点名让王必成发言。往日沉默寡言的王必成，这次竟被指定“带头揭发粟裕”。
王必成与粟裕打了十多年仗，深知这位老首长的为人与胆识。会上，他面不改色，先声称“奉命”揭发，随后话锋一转，竟把“阴谋家”三个字生生拆开：“我只体会到两个字——大，谋。”他说起济南、淮海，举出一帧帧作战细节；论起“阴”，他直截了当：“我没见过。”寥寥数语，却重若千钧，全场沉默。
散会后，贺龙悄声赞叹：“王必成这人，可深信，可深交。”话不多，却把军人间的信义说尽。会场外，粟裕已被免去总参谋长。昔日战功赫赫的统帅，此时却被排斥到办公室的角落，连部队也去不得。
1960年代的风雨更猛烈。对“野心家”“里通外国”等帽子，粟裕一句辩解也未出口，只说“组织上自有公论”。在西山疗养院，老战士来看他，他依旧关心的是战例得失，提起新兵训练，还能滔滔不绝。
1976年，“粉碎”之声刚落，66岁的他突发心梗。此后八年，心脏病、脑溢血、脑血栓接踵而至。医生劝他休息，他却要赶在记忆衰退前完成回忆录。《粟裕战争回忆录》初稿散落在病榻旁，批注密密麻麻。
1984年2月5日清晨，呼吸机停了。军区医院外的雪正下得悄无声息。噩耗传到长沙军区，北京电话铃响起的那刻，68岁的王必成再也绷不住，泪水涌出。“老粟是被耽搁的人才！”话没完，电话那头已是哽咽。
同年四月，楚青遵嘱，将骨灰撒向淮海、江南、闽东。灵车行至南京，王必成拄杖而立，望着车队久久无言。随行的老团长张文碧因为要参加培训犹豫未随行，被王必成当场怒斥：“他为谁打的仗？你不送，他心里怎么想？”一句质问，戳痛在场每个人的心。
关于为粟裕“正本清源”的事，王必成一直挂在嘴边。可组织需要时，他总摆手：“先放着，等合适的时机。”时间终究不待人。1992年，王必成因病离世。两年后，《人民日报》刊出长篇《粟裕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否定当年错误。
当天清晨，王必成的遗像前多了一张折起的报纸，夫人轻轻说：“老王，你盼的事办妥了。”屋里无声，墙上那张黑白照片仿佛浮现一抹笑意。士之相知，贵在风雨并肩；生死契阔，见于微时守望。
粟裕用一生证明，胜利可以共享，责任必须独担；王必成则用那场“批判”，悄悄替友人挡下一剑。历史有时沉默，但终究会把真实还给该被铭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