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5日，72岁的王建安将军因病在家里离世。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灵堂，甚至连个报丧的电话都没打。这位195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开国功臣，走得比普通人还要安静。
一个多月后，当《解放军报》在角落登出一则百余字的讣告时，他的老战友们才知道：王建安已经走了
有人非常惋惜，有人红了眼眶，但有人存有疑问:这位开国上将，正大军区级别的高级将领，身后事为何这么低调和冷清？
直到真相慢慢浮出水面，那些曾在战场上跟他出生入死的战友们，才红着眼圈叹出一句：“这是他应得的。”
毋庸质疑，王建安是一名战功赫赫的将军。
军旅生涯也十分亮眼。
1908年，王建安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一个穷苦农家。小时候给地主打短工，受尽了欺负。
1924年，16岁的他愤而离家，跑到武汉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里当兵，但是军阀不为穷苦大众考虑，跟他当兵的初衷相悖。
两年后他回到家乡，正赶上大革命的浪潮，他加入了农民协会，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跟他理想一致的组织。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在起义中，王建安表现得异常勇猛，带头爬上云梯攻上黄安城西北城墙。这一仗，让他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红军战士。
此后二十多年，他从班长、排长、连长一步步干起，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跟着红四方面军长征，在川陕根据地跟敌人死磕。战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军政双全”——既能冲锋陷阵，又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战场打得风生水起。1938年带着津浦支队在鲁北一口气歼灭1800多伪军，收复宁津县，打开了冀鲁边的抗战局面。后来担任鲁中军区司令员，1944年春天指挥六个团讨伐伪军，歼敌7000多人，攻克据点40多处。
到了解放战争，他更是战功赫赫。1947年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1948年的济南战役，是他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他提出的兵力使用建议被中央军委采纳，他指挥的部队出了两个“济南英雄团”。1949年，他率领第七兵团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杭州。
1952年，他又奔赴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在秋季反击战中，他总结推广小部队活动经验，集小胜为大胜，打得敌人头疼不已。
这样一位从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猛将，按理说应该享受最高的待遇，可王建安偏偏是个“怪人”。
王建安的"怪"，在军中是出了名的。
1955年授衔，他成了唯一一个“迟到”的上将。那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将星云集，粟裕、许世友等名将意气风发地接受军衔。可王建安的座位是空的。
原来，因为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次会议上公开顶撞上级，还拍桌子走人，影响不太好，这件事也惊动了教员。加上一些历史原因教员当时一度考虑将王建安评为中将，后来虽然仍评上将，但决定暂缓授衔，直到1956年才单独补授。
这个“插曲”仿佛预示了他后半生的轨迹，就是能力出众，有时“不合时宜”。
这份不合时宜，也体现在对“特权”二字近乎偏执的抵制上。
1960年，他去上海参加后勤会议。按规定，师职以上干部可以在十一楼小食堂就餐。可他上楼一看，不少干部的家属也端着托盘进来了。
王建安当场发飙，拍着桌子把人往楼下赶：“规定就是闸门，别踩断了！”几位将军夫人吓得端着碗筷就跑，场面尴尬至极。
有人背后说他“老古董”，不懂人情世故。他却说：“别让老百姓戳脊梁骨。”
1965年冬天，秘书看将军身体消瘦，托人买了十斤花生油想给他补补。王建安知道后，让秘书立刻去退掉：“一旦搞特殊，军心就散。”秘书红着脸去排队退货。
1970年代初，他去地方工厂调研，厂长特意在办公室放了两台最新款收音机作为“纪念”。
王建安抬脚就走，丢下一句：“检讨书留给组织。”第二天，厂长亲自把收音机搬走，还递交了书面检查。
他对自己更狠。家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旧收音机，沙发补丁摞补丁，硬得像石头。墙皮掉渣，桌椅掉漆，堂堂开国上将的家，比北京胡同里的普通工人家还要简陋。
大儿子因为两地分居想调回北京，他一口回绝：“老百姓的孩子能去边疆吃苦，我的儿子凭啥回北京享福？”
五个子女，没一个沾他的光，全在基层岗位上当普通人。
说到王建安，就不得不提另一位名将——许世友。
两人都是湖北老乡，都出身贫寒，都参加了黄麻起义，红军时期一个是红四军军长，一个是政委，配合默契，是过命的交情。
可1937年的一件事，让这对兄弟反目成仇。
那年延安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有些学员扩大化，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去。许世友和他们争辩得咳血，后来计划带几十个老战友，商量带武器回四川打游击。
王建安一开始也参与了，但后来越想越不对劲，这样出走的方式不合适，纠结了一夜，他最终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了这件事。
许世友等人被扣押，虽然后来教员亲自过问并释放了大家，但许世友对王建安就存有芥蒂了，从此两人不怎么来往。
这一结梁子，就是十几年。但是他们都是紧跟着党走的人，革命理想也是一致的。
1948年打济南战役，毛主席特意把王建安叫到西柏坡，亲自做工作，让他给许世友当副手。毛主席的意图很明确：国共大决战在即，私人恩怨必须放下。
王建安表态：“我一定尽全力完成任务！”
济南战役打得漂亮，两人配合默契，但许世友总感觉心里那道坎没过去。此后几十年，两人一个在南京军区，一个在各大军区当副职，虽然都是上将，但交往始终淡淡的。
1980年王建安去世后，许世友也是从报纸上才得知的。
据说，这位以硬汉著称的老将军，当时愣了半天，然后红着眼圈骂了一句：“这家伙真是招人恨啊！”——恨他走得这么安静，恨他连最后一面都不让见，恨他一辈子都这么“不近人情”。
但说完之后，许世友委托陈锡联向王建安家属转达了问候。那句“招人恨”里，藏着的是几十年解不开的战友情。
其实王建安低调的后事，是他还在世的时候就立了“五不”遗嘱
1980年初，王建安的身体已经不行了。4月，他一度住进海军医院。
医生建议通知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他挥手制止：“工作要紧。”
在病床上，他开始部署人生的最后一场“战役”。
这就是著名的"五不"遗嘱。
他对老伴说：“人死了，还搞那些形式干啥？给国家添麻烦，给群众添负担。我这一生，最恨的就是搞特殊。死了也不能破例。”
老伴哭着点头：“都依你，都依你。”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家里安详离世。家人遵照遗嘱，没有通知任何人，没有设灵堂，没有挂遗像，没有放哀乐。将军的遗体，静静地躺在那间破旧的平房里。
子女们陆续赶回北京，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泪流满面。他们理解父亲——这个一辈子把“不搞特殊”刻进骨头里的老人，连最后一程都要走得干干净净。
直到一个多月后，《解放军报》刊登了那则简短的讣告，战友们才知道消息。没有隆重的告别仪式，没有鲜花簇拥的灵堂，没有哀乐声声的送别——这位从黄麻起义一路打到朝鲜战场的猛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当战友们弄清楚真相后，那句“这是他应得的”，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情感。
这是理解，是敬重。
王建安这辈子，活得太较真了。他较真到不近人情，较真到得罪人，较真到连自己的葬礼都要较真。
但他较真的是共产党人的那份初心。
他的五个子女，他一个都没提拔，全在基层当工人、当教师。大儿子想调回北京，他一句话堵死：“我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是给自家谋福利的。”
所以当他去世后，战友们说“这是他应得的”，意思是：这冷清的葬礼，这安静的告别，这没有排场的最后一程，正是他一生追求的归宿。他用这种方式，最后一次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不搞特殊，不麻烦组织，不打扰他人。
他去世后无一人吊唁，不是因为他没有人缘，而是因为他拒绝了一切形式；战友们说“这是他应得的”，不是冷漠，而是最高级别的理解。
1980年9月，中央批准将王建安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位生前拒绝一切特殊待遇的老将军，逝世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
但按照他的遗愿，墓碑上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简单的生卒年月简介，就像一个普通的老兵，静静地躺在那里。
他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却留下了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一种精神，一种风骨，一种让后人仰望的高度。
这，才是他应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