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伍麦叶的熏笼精】
7月3日到9日，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安排了长达一周的悼念仪式，数以百万计的伊朗民众和伊拉克什叶派信徒自发参与，形成了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一次追悼活动。
这一情况引发了外界关注，促使人们思考，该如何摆脱多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强加的滤镜，客观和理性地去理解伊朗？
在德黑兰悼念现场的伊朗女性
“他是卡尔巴拉之子”
按照伊朗官方安排，哈梅内伊及同时遇害亲属的遗体瞻仰仪式先在德黑兰举行，然后移至圣城库姆。接下来，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乘飞机出境，在伊拉克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先后停驻，最后回到伊朗马什哈德，在那里下葬。在其期间，伊朗各大城市均举行悼念活动，每座城市都是一样的场景，人们涌上街头，在十字长街汇成海洋，挥舞象征悲悼的黑旗、象征复仇的红旗。
借助网络媒体，世界看到了普通伊朗人的真实情感。大男人当众失声痛哭，女性面对采访镜头强调“他是我们永难忘怀的父亲”。我们可能很难进入那些陌生人的内心世界，但不妨尝试一下对他们的心情抱以同情之理解。
7月6日，民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送别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新华社/迈赫尔通讯社
哈梅内伊的正式头衔为“阿亚图拉”，是两个阿拉伯词汇“阿亚图”和“安拉”的连读。阿亚图意为“象征，标志”、“奇迹”，也意为“古兰经的经文”，因此阿亚图拉这一组合词的意思是“真主的象征”。在什叶派信徒的观念里，获得这一称号的学者因为学识渊博、富于智慧，对古兰经及伊斯兰神学的阐释拥有绝对权威，所以成为真主的旗帜，是神降下的奇迹。
美国炸掉了真主在人间的信号灯，这对信徒是难以承受的打击。哈梅内伊遇害当天，伊拉克的什叶派信徒纷纷前往纳杰夫的阿里圣祠、卡尔巴拉的侯赛因圣祠，有人扶着圣椁哭泣，有人喃喃背诵经文，但更多的人只是靠着墙壁静静坐着，那种信仰屡遭羞辱之后再一次经受践踏却无能为力的状态，让旁人看了也感到触动。
在悼念现场情难自禁的伊朗青年
另外，什叶派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重要的信条——反抗不公正、受难和殉道。该派的一项核心内容为，只能由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及其丈夫阿里的后代（称为“圣裔”）担任全体穆斯林的最高领导——哈里发。然而，这种理论与实际情况相背离：
穆罕默德去世后，阿里在获选哈里发的过程中备受挫折，最终遇刺身亡。他的对手之一穆阿维叶坐稳了哈里发的位子，建立了伍麦叶王朝。在穆阿维叶的儿子亚齐德继任哈里发期间，发生了什叶派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卡尔巴拉惨案。在卡尔巴拉，阿里的第二个儿子、穆罕默德之孙侯赛，因与其家属和少量追随者遭遇亚齐德的大军围困，侯赛因本人力战而亡，两个儿子、一个侄子都遭到杀害。
油画作品中侯赛因的战斗形象
此后，什叶派坚持推举侯赛因唯一幸存的儿子及其后代为“伊玛目”（该教派的最高领导人），这也导致穆罕默德这一支脉的子孙不断遭受历任哈里发的迫害、监禁和追杀。最终，什叶派创造出一种理论，认为圣裔伊玛目进入了“隐遁”状态，生活在玄妙的“妙体世界”，但终有一天他将在神意的安排下归来。
如此的历史经验让什叶派建立了反对不公正、反对暴君和暴政的信念，也产生了受迫害情结，并颂扬殉道精神。可贵的是，教派在发展中融入了一项动人的思想：为弱者、穷苦人、遭受不公待遇的群体、受压迫的人民抗争，而弱者、穷苦人只要得到正确的领导，就能获得斗争的胜利。在悲悼现场，一位青年教士在谈到当前局势时就说：“历史站在穷人的一边，穷人将创造历史。”
美国对伊朗的打压和制裁持续几十年，搞得伊朗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在如此情境之下，哈梅内伊遭美方空袭身亡，与什叶派的殉道叙事正相契合，因此激发起伊朗民众和各地什叶派教友的巨大情感。
历史也惊人地相似。在卡尔巴拉惨案里有一段情节，当时侯赛因有个刚出生的儿子，在断水三天的情况下，侯赛因抱着襁褓登上山坡，向围困军队喊话，请求他们给一点水，但是对方直接放箭射杀了那个婴儿。
什叶派会采用真人模仿的形式再现卡尔巴拉惨案的情节，教友围观时则往往掉泪
在哈梅内伊的事件里，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女儿、儿子、儿媳和一个外孙女扎哈拉（意为“花”，穆斯林女性的常用名之一），而扎哈拉是名十四个月大的幼儿。换位思考，站在伊朗人的立场，悲恸哭泣十分顺理成章。
须知，哈梅内伊生前的形象并不完美，围绕他的争议一直存在，然而“殉难”让他获得了彻底的净化；他像苏莱曼尼将军一样，得到“舍西德（殉道者、烈士）”的敬称。在悼念现场，人们反复呼喊的名字有穆罕默德，还有阿里和侯赛因，人们把他们当做勇气的来源、信念的支柱，也表达了视死如归的气概和复仇的决心。伊拉克南部的男子们用当地民歌调子唱诵：“人们说这里来了一位客人，人们说他的祖先们已经前来迎接他。他不仅是个贵人，还是信仰的权威。他是卡尔巴拉之子，是坚信者之子，是伊斯兰的烈士……”
我曾经写文章批评，美国老男孩们在处理伊朗和中东事务时最大的缺点是没文化，很显然也没个好人帮我把这么中肯的意见传给他们。
哈拉的小小棺木随着长辈们的灵柩一起，到达卡尔巴拉侯赛因圣祠，媒体评论说：“这是最小的棺具，却最难抬起。”
被污名化的当代伊朗
对我们来说，伊朗当前的国情十分陌生，大家听到该国是“神权政体”，由神学教士们掌管国家，会觉得难以理解。
我们不该忘记，在二战结束后，亚非拉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民运动，大中东是其中的耀眼篇章。在那段历史中，中东一如其他地区那样，有两项外来因素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一是来自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影响，二是美国刻意在该地区驱逐英法等欧洲旧殖民势力，致力于将该地区纳入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后来，这种形势又演变成美苏争霸。
大中东的反帝反殖民运动中，有两类案例比较醒目。一是接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军官群体推翻旧体制，建立新型国家政权。那些军官往往是激进的西化精英，同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感召，因此他们会推行全盘西化的改革，迅速建立世俗国家和世俗社会，罢黜旧传统和旧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尝试社会主义实践，想要通过这些途径把国家带入现代文明。其中一些领导者善于在美苏之间搞平衡，于是在冷战时期一度形成了经济繁荣、文明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
这些国家的一个致命弊病是，社会中上层快速西化，下层却停滞不前，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割裂。城市里中产阶级的女孩们穿着短到大腿中部的超短裙，淳朴的底层百姓看在眼里，只会觉得都冒出些什么妖孽。一旦贪污、贫富不均等情况变得严重，底层群体便会把原因归咎于超短裙之类的西化现象上。残酷的是，苏东解体后，这些当初由西化军人建立的世俗国家遭美国一一摧毁，陷入分裂和动荡。
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女性
二是最初由英国扶植的君主制国家，在二战后，美国毫不留情地把英国势力赶走，将那些君主国转为自家“资产”。伊朗巴列维王朝就属于其中的典型案例。但是，来自美国的帝国主义势力遭到了一支古老文明的阻击，伊朗社会全体总动员，推翻了君主制，驱逐了美国的控制和干扰，按照伊朗人民设想的蓝图建立了他们想要的政体。
因此，必须认识到，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民、谋求独立自主、追求平等和尊严的场景中，1979年伊朗革命是光彩独特的一块拼图。黄婧怡在《伊朗：在失望与希望中前行》一文中指出：
“以‘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原则为标识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是奠定当代伊朗核心意识形态的历史基石。1979年12月3日由全民公决通过生效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这样叙述1978-1979年伊朗革命的性质：‘这场伟大的运动，依靠信仰、团结、与领导层在每个关键时刻的决心、和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最终取得了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一切算计，摧毁了它的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民革命中掀开了一页新篇章。”
所以，在1979年获得胜利的伊朗革命斩断了美国操纵这个西亚大国的黑手，挫败西方资本妄图用所谓“美式和平”笼罩整个中东的野心。这是美国权势集团绝对不能忍受的情况，因此几十年来，美国用尽一切手段企图摧毁伊朗，其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用于中国的手段——经济封锁，也被用到伊朗那里。美国掌权者妄图用经济绞杀并摧毁伊朗人民的意志，让他们最终因忍受不了饥饿和绝望而起来推翻“独裁政权”。谈到这里，你会不会想到当年侯赛因抱在手中登上山坡的那个婴儿？
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持续发生数月抗议罢工后离开伊朗。2月，流亡巴黎的霍梅尼返回德黑兰，发动伊斯兰革命。AP
几十年来的美伊冲突，本质就是霸权与反霸权的冲突，伊朗人民坚持主权完整、独立自主的权利，而美国权势集团一定要剥夺伊朗人民的主权和独立。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摆在台面上的借口，就算没有核问题，美国也会找到其他兴师问罪的理由。
不过，我们会疑惑，在1979年获得胜利的那场革命中，伊朗明明是要摆脱旧的封建制度，建设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为什么会采用“伊斯兰共和”的形式？这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多种因素在其中发生作用。这里只谈两项值得注意的因素：
第一，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伊朗蓬勃发展，尽管巴列维王朝持续镇压也未能熄灭该运动的火焰。1979年革命中，社会主义者起到关键作用，他们和伊斯兰主义者联合在一起，取得了反独裁运动的成功。然而，当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却未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政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伊朗裔美国中东研究专家瓦利·纳斯尔在《伊斯兰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关键在于伊朗社会主义者是一些缺乏实践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未能让工人农民理解社会主义理念，也就未能获得后者的支持。同时，底层大众始终生活在传统文化里，熟悉并信仰什叶派，于是自然追随霍梅尼，而群众的立场举足轻重。
然而，从另一方面思考：假如当年社会主义者真的在伊朗获得成功，这个国家是不是很快就会陷入与阿富汗一样的悲剧命运呢？也许，伊朗人民选择“伊斯兰共和”制，是他们心目中的古老智慧发挥了作用，让国家在尖锐和凶险的冷战局势里避免了更危险的命运。
第二，穆斯林大众自幼在生活中接受到的信息，让他们形成了一种基本印象，那就是政教合一、由智慧的宗教学者裁决社会各方面事务，是唯一的理想社会模式。
例如，在先知穆罕默德最初创立的穆斯林社团里，先知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和军事领袖，还是信众生活的指导人。在随后的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情况也类似。于是，在很多信众的认知里，回归源头就是回归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只有按照先知当初设立的模式建立完整、统一的伊斯兰社会，穆斯林才能摆脱近代以来贫穷落后、遭受外来势力掠夺和压迫的命运。
越是身处底层的民众，其接受信息的范围越窄，他们无从听说还有其他可能的选项，于是最容易倾向原教旨主义。在1979年伊朗革命中，这些朴素的民众构成了霍梅尼的群众基础。
由于外界不了解1979年伊朗革命的复杂性，就给西方舆论钻了空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遭到妖魔化和漫画化，很多人以为伊朗的教士们都愚昧无知、冥顽不灵，整个国家自我封闭在中世纪式的落后里。
实际上，千百年里，伊斯兰教形成了精密的教育体系，其高级教士（也是学者）会接受长期的严格教育。近代以来，这一体系注意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并不固步自封。
例如哈梅内伊，据悉他精通四门语言，热爱文学和诗歌，推崇维克多·雨果，曾向民众推荐《悲惨世界》；在波斯和阿拉伯的诗歌与文学领域尤其富有修养，因此其讲演极具文采；英语流利，阅读英语小说和英文政治文章，对新技术和变化中的当代世界十分关注。同时，他还是伊朗军事战略的幕后操盘手之一，曾多年在军事院校执教，伊朗发展无人机和建立地下导弹工厂的策略，很多伊朗人——尤其是“自由派改革家”们——都持续反对，但哈梅内伊一方面容忍舆论批评，一边坚持发展不动摇。可见，伊朗的当代精英绝不是西方漫画里推销的那种愚昧形象。
伊朗革命卫队公开了储备有大量无人机、火箭炮等武器的地下隧道的影像。视频截图
在这样的精英带动下，1979年以来，伊朗实际上是在尝试将伊斯兰社会模式与现代化加以结合，有点“伊斯兰为体，西方现代化为用”的味道，因此引入议会、选举等西方民主制度，注重现代教育，致力于工业和科技建设。据称，伊朗在当今是民众受现代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是一场将既有民族遗产与先进文明成果相结合的社会实验。18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尝试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努力层出不穷，当代伊朗的实验正是其中的案例之一，反映出现代化实践的多样性。这场社会实践可能路径不对，也未必能取得好的结果，但人类是通过无数次试错一点点积累正确的经验。
不该出现的一幕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上世纪反帝反殖民风云的记忆逐渐淡去，左翼精神变了味道，保守风潮在世界范围肆虐，思想界沉渣泛起，伊朗难以避免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
在伊朗，围绕“粉碎帝国主义制度”“人民革命”的一套话语日益消散，宗教成为唯一的心灵支柱。于是，人们的思想路径越来越单一，只有宗教信仰一条单轨可供运行。如此的情况导致的结果是，在外来的强大压力之下，从国家到个人，对信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烈，在宗教理念上也越来越偏激。在悲悼现场，当记者询问“你为什么前来悼念？”，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因为我是穆斯林，我是什叶派。”这种对细化的信仰者身份的强调，难免会妨碍视野，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沙特外交副大臣出席哈梅内伊葬礼沙特通讯社
哈梅内伊葬礼上有一项重要环节，百余国家和团体依次至灵前致意。（插一句，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伊斯兰神学学者组成一支团队到场吊唁，这一安排反映出当代伊朗的开放性。）伊方为每一支吊唁的队伍都安排了一段古兰经经文（原词即是“阿亚图”），当来宾肃立灵前时，由专人在一旁吟唱。轮到沙特代表团站立灵前时，配唱的经文竟然是：
“（大意）当两军相遇时，确已显示给你们迹象：一支遵安拉之道而战，另一支则是卡菲尔（卑劣而不信道的人）……”
虔诚的穆斯林自小学习古兰经，对经文及其释义烂熟于胸。像沙特代表团成员那样的上层家庭出身人士更是如此，因此当场就能听懂其意思。当天的悼念仪式对全世界直播，无数观众都看到了那个时刻。穆斯林社会为之轰动，网络主播们以奔走相告的方式争相发布视频帮网民们咂摸个中滋味。大家众口一词，都清楚伊朗就是直接斥责沙特是“卡菲尔”。
对穆斯林来说，骂他是卡菲尔实在是最严重的侮辱，因为这相当于骂他根本不是穆斯林，骂他是魔鬼撒旦的信徒。这是对一位穆斯林的彻底否定。更何况，在经文里，这段话的前一句是宣判卡菲尔将下火狱，归宿至惨。这事“懂的都懂”，而不懂的人经懂的人奔走相告，也就懂了，所以，对吃瓜群众来说，这次是看了沙特一个大笑话。
听到经文时的沙特代表
实情是，激进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互相认为对方是卡菲尔，他们一致相信，卡菲尔比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还坏，因为后者只是无可救药的蒙昧，但卡菲尔却是纯粹的坏、是邪恶。
中东是一场大悲剧，其中套着无数小悲剧，穆斯林们在信仰上的党同伐异正是其中的小悲剧之一。1979年以来，伊朗与沙特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也是互相认定对方是卡菲尔，尤其是沙特方面，经常公开攻击伊朗“邪恶”。然而，这一次，沙特展示出宽阔胸襟，派代表团前来吊唁，这一举动发出了多重信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表达沙特对伊朗人民的信仰的尊敬，对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情，也表达希望两国互相宽容和理解的意愿。
结果伊朗当众甩给沙特一个“大壁兜”，沙特政府如果没有任何反击动作，只怕都难以给本国百姓一个交代。在关注中东的外人看来，不管如何判断沙特，不管多年来沙特的行为有多大争议空间，终究是伊朗的举动不够明智，缺乏气度，令人遗憾。
这一事件恰恰也反映出伊朗当今在政治思想上的局限性。中东局势错综复杂，多方参与其中，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最需要理性应对。但是伊朗人把盘根错节的形势简化为一场漫长的“圣战”，将自家归为遵循正道的一方，承受着不公正、苦难和牺牲，其他与伊朗利益相冲突的群体都是卡菲尔，这就很难做到“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伊朗目前采取的这条路径最终会把自己带到哪里？葬礼过后，伊朗百姓仍要面对几十年来如噩梦般缠身的难题，诸如物价飞涨、汇率暴跌……假如战事持续，伊朗经济恐怕会更加恶化，民生更加困苦，那么哈梅内伊“殉道”所激发的虔诚心态和爱国热情能持续多久？
有位阿拉伯学者宣称，在当前形势下，中东已然变成“地缘政治的地狱”。若真如他所言，伊朗能凭借古老智慧闯出一条生路吗？波斯民族能否和阿拉伯民族最终携起手来，共同杀出帝国主义用以困死他们的地狱，创造属于中东人的未来？这是世界的疑问，也是世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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