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的一个傍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入最紧张的阶段。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到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语气犀利：“总把腰弯得直不起来，跟在太监后头唯唯诺诺，这就是奴才相，非改不可！”会场一时鸦雀无声，众人心里却都明白，他借戏点人，针锋相对。
毛泽东用戏剧谈政事，并非临时起意。回到1938年的陕北，文化生活匮乏，鲁迅艺术学院刚成立不久，一帮年轻人用土锣鼓、油灯就能排出一出《白毛女》。在窑洞里看戏，成了干部战士最好的放松。那时的毛泽东几乎每场不落，总喜欢坐在前排，身子前倾，聚精会神地听韵味。美国记者斯特朗见状，干脆称他是“戏痴”。
彼时电影罕见，戏曲便成了大众娱乐的主角。毛泽东口味宽，却偏爱京剧。清脆的锣鼓一起，《空城计》《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轮番上演，他常常随着锣点轻轻点头，忽而低声哼唱。“戏里有刀光剑影，更有悲喜人生。”这是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评语。
1945年9月，他赴重庆谈判。蒋介石特地在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连办三天晚会示好，压轴戏正是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在灯火辉煌的礼堂里，毛泽东看得出神，却始终心有所累——对手坐在不远处，场内锣鼓喧天，场外山城杀机暗伏。后来他回忆那一晚，只说了句“唱得好，只是风声响”。
梅派的《穆桂英》让他念念不忘。建国后，一得闲，他便去看梅兰芳的演出，还把唱片珍而重之地收进书房。北戴河会议上，他谈到国防建设，顺口举了穆桂英和花木兰：“女人都能披挂上阵，何况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台下笑声与掌声夹杂，却没人敢忽略那份深意——全民皆兵，时势逼人。
再往前两年，1947年春，中央纵队在陕北翻山越岭。敌军步步紧逼，长夜里篝火点点，战士们神经绷得紧。探子一报平安，毛泽东掸去烟灰，忽唱起高亢两句：“我坐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原是《空城计》。一段京腔响起，紧张气氛顿解，士气陡增。很多人后来回忆，这两句戏比一顿热饭更能驱寒。
时间拨到1949年10月，新政权初立，北平城沉浸在节庆的喜悦里。14日夜，长安大戏院张灯结彩，京光戏班加演《法门寺》。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人悄然入座。戏演到刘瑾赐座，奴才贾桂连连摇手：“我站惯了，不敢坐。”舞台上这一低眉顺眼的神态，被毛泽东一眼锁定。他转头向身边卫士轻声一句：“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短短数语，锋芒毕露。那名演员瞬间成了高层会谈中的典型教材，贾桂二字此后频频出现在毛泽东的批示里，象征彻底抛弃奴颜婢膝。
有意思的是，就在那场戏谢幕后，毛泽东路上还在拆解剧情：“刘瑾誤打誤撞办成一件好事，可贾桂从头到尾只会阿谀。我们如果也学这副嘴脸，还谈什么自立？”同行的年轻警卫默不作声，却把这番话记了下来，日后反复咀嚼。
不久后，毛泽东又看上了《霸王别姬》。每当项羽自刎乌江，他的目光会沉下去，似在反省。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他再次借戏言事：“项羽只听自己，终至悲剧。谁要一意孤行，就难免有天‘别姬’。”话里透出的警示，不止针对个别同志，更像给胜利中的全党系上安全带。
毛泽东对戏曲界的关怀同样留痕。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间隙，他看华北京剧团演出，一口气点了《失空斩》《宋江杀惜》。演员李和曾年仅25岁，却嗓音宽亮、行腔大气。毛泽东拍拍扶手，连称“好”。散戏后，他叮嘱周恩来：“这样的苗子得扶。”不久，李和曾等一批青年名伶被调入中国京剧院，后来果然成了角儿。
进入60年代，胶片时代来势汹汹，传统戏班的锣鼓声被电影院的放映机取代。可在决定京剧现代化的关键会议上，毛泽东依旧抛出细节建议：板式要灵活，唱段要抓人，现代人物得有筋骨。1964年，《芦荡火种》在他点拨后改名《沙家浜》，一炮走红。观众席里常年空缺的年轻人，又被“阿庆嫂”“刁德一”勾住了目光。
当然，兴趣归兴趣，毛泽东看戏从不完全为娱乐。无论是项羽的悲壮、穆桂英的果敢，抑或贾桂的卑怯，都成了他决策时的活教材。戏台上起落的锣鼓声，折射的正是台下的政治风云。对于如何识人、用人、警人，他自有一套生动而锋利的“剧场话语”。
遗憾的是，随着时代更迭，唱念做打退到城市的角落，听戏成了少数人的专利。但那句指着贾桂的评语，至今仍在史料中闪着寒光。它提醒后人：舞台上的角色可以落幕，政治的舞台却容不得奴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