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蹲在厕所里，看见内裤上一抹暗红，腿一软差点没扶住墙。
绝经五年的人，身上又见了红，脑子嗡的一声炸开。
我没敢告诉老伴，自己骑着电动车去了市二院。
排队，挂号，抽血，B超，折腾了一上午。
三天后我去取报告单，妇产科主任把检验单摞在一起，食指在上面敲了又敲，抬头问我：“你丈夫呢？”我说有话直说。
她摇头：“不是小事，必须他来。”我攥着报告单走出医院大门，手心的汗把纸都浸皱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看见床头柜上的药瓶换了新的，标签撕得干干净净。
01
那阵子我总睡不踏实。
凌晨四点就醒，躺在被窝里数窗外的鸟叫。周建国的呼噜声震天响，我翻个身，后腰硌得疼，伸手一摸，是他的胳膊肘。
五十五了，浑身上下都是毛病。
血压高，膝盖疼，记性也不如从前。
这些我都认。
可绝经这事，我记不清是哪年的事了，总归有五年往上。
那年夏天我还在学校代课，站在讲台上汗流浃背，一低头发现裙子脏了一块。
回家换了裤子，那之后就再没来过。
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时候周建国还跟我开玩笑，说家里少了个花钱的地方。我没理他。
所以那天早晨，当我蹲在厕所里看见那一抹红时，整个人像被人从后脑勺拍了一巴掌。
我扶着洗手台站起来，盯着马桶里那点颜色看了半天。心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不对啊，这不对啊。
出了厕所，周建国正坐在餐桌前吃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问：“脸色这么白，怎么了？”
“没事，”我摸了摸脸，“起猛了。”
他“嗯”了一声，又低头喝粥。我坐在他对面，筷子举了半天没落下去。
早饭后他出门跑车，我在家里转了三圈，最后翻出医保卡，塞进买菜布袋里。我没告诉他要去医院。
市二院离我家四站路，我骑电动车去的。
挂了妇科的号，坐在走廊长椅上等叫号。
旁边坐着两个年轻姑娘，一个挽着另一个的胳膊，嘀嘀咕咕说着什么。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皮松了，青筋鼓起来了，指甲缝里还有昨天择菜留下的泥。
排队排了四十分钟。
女医生问了我一堆问题，什么月经史、生育史、过往病史。
我一边答一边觉得别扭，这些事连我闺女都不知道，倒是一个不相干的人问得清清楚楚。
然后是B超，抽血，宫颈刮片。折腾到中午，医生说得三天后取报告。我走出医院大门时，太阳白晃晃的，照得人眼睛发酸。
回家的路上，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灯，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万一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呢？
绿灯亮了，后面的人按喇叭，我才回过神来。电动车一拧，冲了出去。
那两天我睡得更差了。
周建国上夜班回来，轻手轻脚地开门，我还是醒了。
他以为我睡着，脱了衣服坐在床边，从床头柜抽屉里掏出个药瓶，倒出两粒药，没喝水就干了。
我在被窝里闭着眼，听见他喉咙里“咕咚”一声，心里跟着紧了一下。
第二天傍晚，我趁他在客厅看新闻联播，拉开抽屉翻了翻。
那个药瓶比我拳头小一圈，白色塑料的，瓶身上的标签被撕得干干净净，连个角都没剩。
瓶子里还剩大半瓶白色小圆片，跟维生素片长得差不多，但要更小一些。
我把瓶子放回原位，心口堵着一团棉絮似的，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那晚周建国的呼噜声比平时响。我侧躺着，后脑勺对着他，眼睛睁得老大。窗外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拉出一道细细的白线。
我翻了个身，看着他的后背，心里头乱七八糟。
想问他这药瓶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又怕问出来的答案接不住。
周建国翻身时嘟囔了一声什么，含含糊糊的，我听不清。
但他的胳膊搭过来，压在被子上，沉得很。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手背，粗糙，皴裂，指节上贴着一条创可贴，是前几天修水管时割的。
我把他的手轻轻放回去，又翻了个身，盯着天花板上的白线看了后半夜。
04
第二天一早，我把药片照片发给了女儿周婉莹，配了一句话：“你看看这是什么药。”
周婉莹在市二院当护士，今年二十八，还没成家。
她性子直，说话快，随我。
电话回过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刷碗，她劈头就问：“妈你从哪儿拍的这药？”
“你爸床头柜里翻的。”我甩了甩手上的水，“他天天吃，说是维生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听见她用笔敲什么东西的声音，嗒嗒嗒的。
“妈，这药我见过，”她说话慢下来了，“科室里给我爸开过，抗乙肝病毒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乙肝？”
“但这个量不对，”她在电话那头又停了一下，“这个规格是肝癌患者术后用的。”
我攥着手机站在厨房里，水龙头没关，哗哗的水声灌满耳朵。“怎么可能？”我说，“你爸身体好好的，天天出车。”
“妈你先别急，我下班查一下处方记录。”周婉莹说，“你等我消息，别跟我爸提这事。”
她挂了电话。我站在水池边，手指头在水流底下放着，凉得发麻。
那天的日头落得很慢。我坐在沙发上看了半天电视，什么也没看进去。周建国回来得早，进门换鞋时“咦”了一声：“晚饭呢？”
“不想做。”我说。
“咋了？”他走过来看了看我，“是不是又血压高了？”
“没有，累了。”
他站在茶几边看了我一阵，没再说话，转身去厨房下了两碗面。
一碗端到我面前，碗沿上还搭着一双筷子。
我低头看着那碗面，白面条，卧了个荷包蛋，几片青菜叶子漂在汤面上，看着还挺好看。
“吃吧，”他说，“人是铁饭是钢。”
我端起碗来，吃了一口。面煮得有点软了，咸淡正好。
周婉莹的消息是半夜发来的。我睡得浅，手机在枕头边震了一下就醒了。屏幕亮起来，是女儿发来的一条长消息。
消息最后一句是：“妈，我爸的处方记录，显示是蔡江华大夫开的。他复诊三年了，最近一次诊断写着：肝内多发占位，建议住院进一步明确。”
我盯着屏幕上那行字，看了好久。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风了，吹得窗帘扑簌簌地响。
我侧过头看了周建国一眼，他侧躺着，头窝在枕头里，呼吸匀匀的。
一只胳膊伸在被子外面，上面的皮肤松弛，手背上有块淡淡的老人斑。
“多发占位。”四个字。
我躺下去，把手机扣在心口，睁着眼直到天亮。
05
三天后，我拿了报告单去了杨淑敏医生那里，报告显示宫颈高度病变，乙肝病毒感染。
杨医生坚持要见我丈夫。
我在诊室里站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单子揣进口袋，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我坐在餐桌前，对面坐着周建国。“今天别出车了，”我说，“跟我去趟医院。”
周建国的筷子在半空顿了一下，问：“去医院干啥？”
“我自己去看过医生了，她要见你。”
他嘴角本来挂着的那点笑没了，低头扒了两口粥，好半天才说：“哪个医院？”
“二院，妇科。杨淑敏主任。”
周建国放下筷子，坐在那儿没动。
厨房的水龙头在滴水，嗒，嗒，嗒。
我盯着他的脸，他那张跟我睡了三十年的脸，额头上三道抬头纹像是突然深了，眼袋垂下来，嘴角抿得紧紧的。
“你瞒了我什么事？”我问他。
“没有。”他声音很轻。
“周建国。”我喊他的全名，“你就非要等医生来说？”
他抬起眼看着我，嘴唇动了动，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去换件衣裳。”
那天上午我们去医院的路上，他没开车，坐的公交。
正是上班的点儿，车里挤得满满的。
他站在我旁边，抓着吊环，另一只手护着我的肩膀，怕别人挤着我。
到站时他先下去，回头伸手来扶我，我甩开他的手，自己跳下了车。
杨淑敏的诊室里，她刚看完上一个病人，见我们进来，示意我们坐下。
她把电脑屏幕转过来，指着上面的报告图，两条杠标得清清楚楚。
一条是宫颈病变，一条是乙肝病毒。
“两个问题，”杨医生说，“你爱人的情况，HPV长期感染合并乙肝病毒感染，宫颈病变级别不低，必须先做锥切。但她体内查出的乙肝病毒，不是新感染的。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传染的。”
杨医生看着周建国：“你妻子体内的病毒跟你自身的病毒基因型高度一致。你们结婚之前，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情况？”
周建国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过了很长时间，他点了点头。
“知道。”他说，“我没说。”
我脑子里那根弦，“啪”的一声断了。
“你瞒了我三十年。”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像从别人嘴里出来的。
“三十年，我每天睡在你旁边。”
周建国坐在那里。
他张嘴想说点什么，又闭上。
最后他说的是：“我妈走的时候，攥着我的手说，建国，你身上这个事，千万别让人知道。知道了，就没人要你了。”
我站起身，把包摔在椅子上，转身就走。
他在后面跟着我到了停车场，伸手想拉我的胳膊，我一把甩开。
那时候天阴着，停车场里灌着风。
我冲他吼：“你妈怕没人要你，你倒是不怕坑死我！”
他站在那，脸上一点血色都没了。
我出了停车场大门，打了辆出租车，报了女儿家的地址。
上车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站在原地看着我的方向，手垂在裤缝两边。
车开出老远，他还站在那儿，一直没动。
我坐在出租车后座上，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我攥着那袋报告单，攥得指节发白，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块石头，咽不下去。
06
我在女儿家住了十一天。
头三天周婉莹请了假陪我。她以为我就是在气头上，过两天就好了。我没跟她细说。那些事，我说不出口。
我躺在她的床上，看着天花板的纹路发呆。
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周建国在诊室里说的那句话。
“我妈走的时候攥着我的手。”他妈妈走的那年，我们刚结婚不久。
他回去奔丧，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什么也没说。
当时我以为他是伤心，现在想来，那是他在跟他妈做最后的约定。
不说。永远不说。
那十一天里，他每天给我发一条短信。都是“今天吃饭了没有”
“天冷了多加件衣裳”
“闺女家暖气热不热”这类废话。我一条都没回。只有一条，我看了好几遍。那条短信写的是：“对不起，我欠你的太多了。”
那天晚上我用被子捂住脸，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事。
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他还没买出租车，在厂里开货车，工资不高，每个月按时把大半工资交到我手上，自己只留一点烟钱。
后来厂子倒闭，他跑黑车，不敢跟人说，每天凌晨四点多出门，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
那时我代课工资也不高，两个人加起来不够花，他硬是咬牙攒了三年，买了辆二手出租车，才算正经干起这行来。
日子是一天天熬出来的，锅碗瓢盆碰碰磕磕地过。我脾气急，他闷，不吵架，但他那双眼睛，总能把人看得心软。
第十二天下午，我在菜市场挑茄子。手机响了，是周婉莹。
“妈，”她的声音在抖，“我爸在洗车店门口晕了，120拉走了，人在急诊。”
我手里的茄子掉在地上，滚出去两米远。我蹲下去捡，蹲着蹲着，起不来了。
赶到医院的时候，CT报告已经出来了。
蔡江华大夫在走廊里拿着片子，跟周婉莹说话。
我走过去时，她转过身来，眼眶红红的，嘴角往下撇着。
蔡大夫看着我，说：“你爱人的情况，肝内多发占位，已经是晚期了。建议马上住院。”
我站在走廊里，只觉得两边的墙往中间压，压得人透不过气。手里的报告单被我攥成了一团，纸张的边角硌着手心。
“你是家属吧？”蔡大夫递过来一张纸。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
是一张病危通知书，上面印着周建国的名字，年龄，诊断结果。
最底下那栏空白处，等着一个人签字。
护士在旁边递了一根笔给我，我握住笔，手哆嗦得厉害。
笔尖在纸面上点了一下，又点了一下，写了半个“苏”字，笔画都是歪的。
周婉莹在旁边说：“妈，我来签吧。”
我把她的手推开。我说：“我签。”
07
周建国在急诊观察室躺了一夜。第二天转进住院部七楼，肝胆外科的病房。我回家替他去收拾换洗衣服。
进门的时候，屋里很安静。
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他喝水用的玻璃杯，杯底有一圈茶垢。
阳台的绳上晾着一件他的白背心，风吹起来孤零零地晃。
厨房灶台边放着一碗凉透的面条，那是我走那天早上他做的。
我走进卧室，打开衣柜。
他的衣服不多，春夏秋冬，各两三件。
我叠了一摞，放进旅行包里，又拉开床头柜抽屉，把那个撕了标签的药瓶拿出来看了看。
药瓶里还剩最后一层药。
我把药瓶放回抽屉，把抽屉关上，又拉开，再把药瓶拿出来，塞进了旅行包侧面的网兜里。
然后我看见了那个旧手机。
周建国前年换了个新手机，这个旧的就搁在抽屉里。
他说里面的卡没用了，一直也没扔。
我拿起手机，屏幕碎了半边，我找了一根充电线，插在床头插座上。
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我划开了锁屏。
桌面极简单。一个微信，一个抖音，一个日历。我打开备忘录。
第一条是五年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