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冬，北京，毛泽东与六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全国军事部署时，会议室里的气氛并不轻松。仗虽然打赢了大半，但新政权刚刚落脚，军队、地方和财政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毛泽东谈到军区工作时，态度少见地严厉。相关回忆中有一句话流传很广：“要讲规矩，听指挥；不然，就要从你们中间开刀。”这不是针对某一个将领，更不是简单的训话，而是中央对军队权力边界的一次明确提醒。
当时的六大军区，都是从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东北军区由东北民主联军等力量发展而来，1949年高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华北军区司令员是聂荣臻；中南军区形成于渡江以后，主要统辖第四野战军和中原地区部队；西南军区由第二野战军等力量组建，贺龙任司令员；西北军区则由彭德怀主持军政工作。
这些将领威望高，部队能打，地方也熟。问题恰恰在这里。
解放战争时期，军区既要指挥作战，也要负责地方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城市接管和后勤供应。党务、政务、军务交织在一起，军区首长往往同时掌握多方面资源。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种安排效率很高；战争结束后，它却容易形成地方权力过重的局面。
毛泽东熟悉中国历代政权更替的规律。开国之初，军队将领手握兵权，地方干部依赖军队，社会又处于秩序重建阶段，若没有统一制度约束，个人威望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地位。所谓“敲山震虎”，敲的不是某座山，震的也不只是某个人，而是提醒所有军政干部：枪杆子必须置于中央统一领导之下。
还有一笔账，不能忽略。
1949年11月29日至30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财政问题时，政府供养人员预计约900万人，其中军队约570万人。国家建设支出约占预算的百分之二十四，军费却接近百分之三十九。数字摆在桌面上，军队规模已经不只是军事问题，也是国家能否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曾要求与会者把预算草案带回去，让各地区和各军区负责人看看。话说得很直白：如果只看到自己手里的部队和地盘，看不到全国的困难，工作就很难做好。
新中国需要军队守卫疆土，也需要大量人员进入铁路、工业、农业和行政建设。军队不能永远按照战争时期的规模运行，更不能因为部队数量庞大，就让国家财政长期承受沉重压力。精简整编因此不只是削减人数，也是在改变军队的功能。
195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讨论军队精简问题。同年3月，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仍有530多万人。聂荣臻在有关会议上指出，陆军规模必须缩小，节省下来的力量和经费，可以投入海军、空军等新兴军种。
按照最初设想，兵团和野战军机关将逐步调整，军、师成为主要建制单位，各级部队由大军区统一领导。1950年10月1日，中央军委公布陆军部队暂行编制，六大军区体系进一步明确，下面设置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整编节奏被迫放慢。战争说明，新中国仍处于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军队既要压缩，也不能削弱战斗力；既要集中权力，又要保留必要的战略指挥体系。这种两难，使军区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1952年，军委重新推进军事整编。军分区以上各级军官由112万多人压缩到38万余人，部分二级军区撤并，省军区建制逐渐建立。军区不再大包大揽地方建设，权力开始向中央和省级机构重新分配。
1954年，军委又调整军区领导机关编制。经过讨论，原有六大军区被重新划分，1955年正式形成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十二个军区。军区的主要职责，也逐步转向国防建设和部队管理，地方治理与军队指挥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混在一起。
所以，1949年那句“谁不讲规矩就拿他开刀”，真正的分量不在于话有多重，而在于它对应着一整套制度变化：军队归中央，兵权有边界，地方不能形成独立军事中心，战争年代的功劳也不能成为凌驾制度之上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