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下，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杨虎站在人群之中，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这个场面颇有意味：九年前，他还是蒋介石集团中的旧部；而此时，他却成为新政权邀请的客人。
杨虎不是蒋介石的亲弟弟，而是与蒋介石有结拜关系的“把兄弟”。在国民党内部，他曾经手握军政大权，尤其在上海任职期间，影响力相当突出。后来命运转折，他拒绝跟随蒋介石退往台湾，留在了大陆。
杨虎早年的政治资本，来自孙中山的信任。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登上永丰舰避险。杨虎当时在舰上负责护卫，参与了保护孙中山的行动。孙中山脱险后，杨虎受到重用，先后在北伐军中担任师长、军长。
那时的杨虎以敢打敢冲著称。军队作战，他往往亲临前线，与士兵一同冒险。凭借军功和人脉，他逐渐进入国民党军事权力核心，也因此与蒋介石走得越来越近。
孙中山去世后，杨虎转而追随蒋介石。1927年至1937年间，他长期控制上海部分军警事务，先后担任淞沪警备系统的重要职务。那个年代的上海，军队、警察、帮会和商界关系复杂，杨虎手中的权力，远不止一纸任命所能概括。
必须承认，杨虎在上海时期并非清白之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杨虎作为军政系统的重要人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许多人的死亡和被捕，都与当时的高压统治相连。
权势膨胀之后，杨虎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出现裂痕。他不甘心只做一个听命办事的将领，甚至在上海经营自己的势力。1936年，他在杭州西湖附近修建“青白山居”，规模据说十分铺张。这座别墅，既是财富和地位的展示，也透露出他与蒋介石之间逐渐加深的不信任。
蒋介石没有公开撕破脸，而是把杨虎安排到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相对虚置的职位上。对一个惯于掌握实权的军人而言，这种安排无异于被冷落。杨虎心中不满，却没有立即反蒋，而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寻找退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对抗战持积极态度。上海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他在那里结识了周恩来。杨虎曾向周恩来谈及自己过去参与清共的经历，流露出悔意。周恩来没有简单斥责，而是提醒他：“重要的是看一个人的将来。”
这番谈话对杨虎产生了影响。抗战胜利后，他曾设法保护和营救一些民主人士，也因此遭到蒋介石集团猜忌。国民党败局已定时，蒋介石要求一批旧部撤往台湾，杨虎明确拒绝。蒋介石恼怒之下，据称以三万银元悬赏捉拿他。
在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杨虎被秘密转移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被当作普通战犯处理，而是获得了较为优厚的生活安排，住处、工作人员和生活费用都有保障。1949年开国大典邀请他参加，正是统战政策和政治宽大的一种体现。
有意思的是，杨虎并未因此完全摆脱旧式军人的权力观念。他多次提出担任全国政协职务，希望继续进入国家政治核心。当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他的情绪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对现实安排产生不满。
1950年代后期，杨虎与台湾方面重新建立秘密联系。据有关材料记载，他曾试图把写给蒋介石以及日本方面人士的信件送出，并在信中表达“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信件未能成功外送，相关活动却被侦破。
1958年，杨虎因涉嫌进行反革命活动和与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被逮捕。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作出批示，案件随即受到重视。曾经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的旧日将领，就这样从被优待对象变成了阶下囚。
法院后来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此后，他长期患病，身体状况持续恶化。1966年3月，杨虎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终年79岁。这个曾在上海叱咤一时、又曾站在开国大典现场的人，人生轨迹最终定格在一场未能完成的秘密联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