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江苏常熟昆承湖畔，22岁的朱凡被日军押到芦苇荡边。她曾是茶馆老板娘，也是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一名地下工作者。湖面雾气未散，两艘汽艇已经发动，敌人试图用最残酷的方式逼她开口。
朱凡没有留下完整遗体，姓名也一度无人知晓。她牺牲后，乡亲们只知道，那个常在水乡奔走、开着小茶馆的年轻女人，再也没有回来。关于她的真实身份，直到许多年后，才逐渐从家族记载和地方调查中拼接出来。
她原名陆慧卿，1919年出生于浙江鄞州。父亲陆成林在上海经营工厂，家境一度宽裕。刚满月不久，她便随父母来到上海，住过洋楼，读过书，会英语，也学过钢琴。
但上海并没有给她留下太久的安稳生活。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进攻上海，闸北一带炮火连天。那时的陆慧卿刚十三岁，亲眼见到街头的残破景象，父亲的工厂也在轰炸中化为废墟。
这场变故改变了她。她剪去长发，参加募捐，帮助前线和难民。家里收入中断后，她仍把有限的零用钱省下来，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一个原本生活优渥的少女，就这样被战争推向了时代的激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上海的抗日救亡工作，后来进入外围组织“雪影社”。她贴标语、散传单、募集物资，还参与救护难民。淞沪会战期间，上海遭受持续轰炸，大批百姓流离失所，朱凡组织女青年照料孤儿，掩护伤员转移。
她曾对弟弟说：“朱，就是红色；凡，是平凡的一个兵。”这句话后来被家人记住，也成为她改名缘由的一种解释。
1939年，苏南抗日根据地逐步发展。阳澄湖、昆承湖一带河道密集，芦苇丛连片，既方便隐蔽，也便于转移人员和物资。同年10月，朱凡离开上海，前往苏南，开始承担交通联络工作。
她白天在小学任教，夜里却穿行于水网之间，传递文件，护送干部，联系地方群众。看上去，她只是一个说话轻柔的女教师；实际上，哪条水路能走，哪座桥附近有敌情，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凭借谨慎和果断，朱凡先后担任横沔区委书记、辛莫区委书记。到了1941年，她已经成为苏常太地区地下工作的骨干。敌我力量悬殊，交通线稍有差错，便可能牵连多人，因此每次行动都不能只靠胆量。
在曹家浜村，她以茶馆为掩护，开设了“春来茶馆”。茶馆临近水面，只有几张桌椅，来往的客人却不少。船夫、商贩、乡民进门喝茶，消息也随着茶碗、船篙和几句闲谈悄悄流动。
白天，她是热情周到的老板娘；夜里，茶馆便成了联络和开会的地点。伪军头目胡肇汉曾多次到访，却始终没有抓到破绽。据地方传闻，他还说过：“朱老板娘办事，懂规矩。”
这份“懂规矩”，并不是圆滑，而是朱凡对细节的控制。来客人数、脚步轻重、衣着变化，甚至船靠岸时水声的不同，她都要留意。茶馆越像普通茶馆，地下交通线才越安全。
危险出现在1941年7月。朱凡前往辛莫区木杓湾一座尼姑庵参加会议，同行还有几名同志。叛徒袁海根提前向日军告密，日军少佐山田次郎带人设伏。突围时，朱凡负责掩护同伴，自己落入敌手。
敌人把她关进宪兵机关，逼问新四军人员、粮秣和联络点。她遭受灌辣椒水、电刑以及其他酷刑，始终没有交代。审讯者威胁道：“再不开口，就把你一片片割下来。”
朱凡回答：“情报没有，眼泪也没有。”
被关押数日后，日军将她押到昆承湖。两艘汽艇分别拴住她的双腿，随后在芦苇荡中猛冲。当地渔民曾出船寻找，连续打捞多日，却未能找到她的遗体。
朱凡牺牲后，关于她的姓名和来历长期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家属查阅《虹麓陆氏宗谱》，又结合地方抗战资料，确认她原名陆慧卿，牺牲地点正是昆承湖。
《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是文学和舞台艺术塑造出的形象，不能简单等同于某一个真实人物。但阿庆嫂机敏沉着、以茶馆作掩护的特征，与朱凡在阳澄湖地区的经历高度相近。朱凡这个名字，也因此从地方记忆中重新浮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