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72岁的毛泽东来到江西井冈山。汽车驶入茨坪时,山城已经亮起了电灯,街道旁的房屋整齐有序,远处还能听见熟悉的红军歌谣。毛泽东望着眼前的景象,感慨地说:“井冈山和当年大不一样了。”

这句话看似平常,却包含着三十六年的风雨变化。1927年秋,革命形势骤然转冷,城市武装斗争接连受挫,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不只是要不要继续革命,更是革命究竟应该走哪条路。

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南昌,秋收起义军也未能进入长沙。接连而来的失败说明,照搬占领大城市的办法,在当时的中国很难走通。敌人的力量集中在城市,而广大农村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反倒留下了保存力量的空间。

毛泽东逐渐把目光投向湘赣边界。他提出,革命武装不能一味在平原和城市硬拼,应当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去,依靠群众,积蓄力量。有人担心上山会被说成“山大王”,毛泽东解释道:“我们是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工农武装。”

井冈山并不是随意选定的。这里山势险要,宁冈、永新、遂川等地彼此相连,既便于隐蔽,也方便向周边发展。更关键的是,当地已经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武装,群众基础和地方情况都为红军落脚提供了条件。

1927年9月,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接到江西方面的来信,得知宁冈一带可以安顿部队。送信的年轻人熟悉井冈山的道路和村寨,向他介绍了当地的山川地形。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断追问哪里有水源,哪里能藏兵,哪些村庄有群众基础。

“宁冈究竟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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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四面多山,井冈山上的袁文才有一支队伍。”

这几句问答,背后是一次严肃的军事判断。对当时的工农革命军来说,找到一个能够立足的根据地,比单纯夺下一座县城更重要。

部队与袁文才接触时,事情并不顺利。袁文才久居山中,对外界局势了解有限,对一支外来的队伍自然存有戒心。毛泽东没有采取强硬办法,而是亲自沟通,并向对方赠送武器,以诚意换取信任。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进入茅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迈出了关键一步。

这块根据地的建立,靠的不是山高路险四个字。更难的是怎样在贫困环境中把队伍养起来,把军民关系处理好,把一支流动作战的队伍变成有组织、有纪律的武装。

当年的井冈山,粮食、药品、布匹都十分紧缺。红米和南瓜成了常见食物,伤员缺少药物,战士们常常只有极少的弹药。没有专门器械,医务人员只能利用土布、竹片和简陋工具救治伤员。井冈山红军第五军军长彭德怀行军时曾遇到鞋子破损、粮食丢失的困境,连指挥员都如此,普通战士的处境更可想而知。

困难逼出了组织能力。部队开荒种粮,军民一起挑粮,伤员也尽力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1928年冬,红四军开展挑粮活动,战士们从山脚往山上运送粮食,山路长而陡,肩膀磨破了,仍然坚持完成任务。朱德的扁担故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留下的。

井冈山斗争还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把武装斗争同土地、群众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部队不再只是打一仗走一处,而是在山区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制定纪律,逐步形成适合中国实际的斗争方式。农村根据地的意义,也由此超出了一个落脚点本身。

36年后,毛泽东再次来到这里。1965年5月下旬,他登上黄洋界,看到哨口、大炮和纪念设施,谈起1928年8月30日的黄洋界保卫战。那次战斗中,守军兵力有限,却依靠地形、工事和群众支持击退来犯之敌。毛泽东还谈到炮弹受潮的细节,说明所谓“炮声隆隆”,并非偶然,而是许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下山后,毛泽东住进茨坪的宾馆。饭菜按照规定执行,每餐四菜一汤。他问起红米,得知井冈山仍然保留这种粮食后,后来常在午餐时吃上一碗。那不是刻意追求特殊待遇,而是对旧日生活细节的确认。

站在楼上远望,他看到当年的山路已经能够通行汽车,山镇有了电灯,群众住进整齐的房屋。过去从文家市向井冈山行军,需要走上半个多月;这次乘车前来,只用了两天。毛泽东说:“还是机械化好啊!”

说完,他又拄着竹杖向没有现成道路的山坡走去。有人提醒前面无路,他回答:“路本来就是人走出来的嘛。”这句话没有成为抽象的感叹,它更像是对井冈山经历的一个注脚:当年没有现成道路,队伍只能在险处寻找出路;后来有了道路,也不能忘记那段从无到有的艰苦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