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川西丹巴一带的河水正涨。铁索桥在峡谷的风里晃晃荡荡,几个红四方面军战士抬着一副担架,小心翼翼地往对岸挪。
可意外突然到来,就在担架行进至桥中央的时候,担架上的人突然坐了起来,挣扎着喊了一句“去他娘的”,人随即一个翻滚,掉入波涛之中
图|余天云
余天云这一个翻身,给后世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谜团。
一个从黄安放牛娃一路打到主力军长的猛将,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消失在了长征途中的一条河里,几十年来,有关余天云之死的各种说法从来没有统一过。
猛将的底色
最近看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有个身影一闪而过,剧中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在介绍红四、红三十军的领导干部的时候,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的程世才。
看的时候一度比较奇怪,程世才为什么是代军长,后来查了资料发现,原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因治军粗暴、打骂士兵等问题被免去红三十军军长,调任红三十一军军长。
余天云是湖北黄安人,1911年出生在一个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民家庭,从小父母早亡,靠二叔收养,少年时跟着本村师傅学裁缝手艺。
1926年秋,余天云在老家参加了农民运动,并成为农民义勇队的队员。
1927年9月,余天云跟随农民义勇队参加了黄麻起义的,当时的他也不过才16岁。
起义成功后,余天云仍留在义勇队,直至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一年,他带着三四十名农民义勇队员参加了红军。
余天云参军后,起步就是班长,虽然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打仗这件事上天赋极高,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路往上走。
1932年,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徐海东负伤,余天云接任团长,当时和他同在一个师里当团长的,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许世友。
真正让余天云在红四方面军里打出名声的,是柳林河之战。
1932年6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柳林河与卫立煌部遭遇。
敌军八万余人,红军只剩两万,双方一展开,就杀红了眼,双方都没有留预备队,就在双方陷入白热化之际,一股敌军突破防线直扑指挥所,当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都在指挥所里,把枪向敌人射击,总指挥徐向前本人还受了伤。
千钧一发之际,余天云没有等上级命令,带着部队主动出击,硬是把指挥所的险情给解了。
这一仗之后,红四方面军高层都记住了这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的年轻人。
不久之后,鄂豫皖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后来离开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转移,开辟了川陕苏区,期间余天云屡立战功,多次以少胜多,击溃敌军主力。
图|木门会议旧址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木门开会,决定主力部队扩编,余天云被越级提拔为红三十军军长,政委是李先念。
那一年,余天云满打满算才二十二岁,一下子就从团长直升军长,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这样的人也是不多的。
胡奇才中将后来回忆,许世友在脾气和酒量上都要忌惮余天云三分,能让许世友怵头的人,在红四方面军里屈指可数。
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余天云之所以受到重用,根子还在张国焘身上,当时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中许继慎、吴光浩等人要么是被害,要么是被弃之不用,张国焘又不信任知识分子,而贫农出身、能力出众的余天云自然就踊跃而出。
战功之外的另一个余天云
战场上的余天云是一把锋利的刀,可这把刀的另一面却割向了自己。
就从军事角度而言,余天云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从他屡立战功就不难看出来,张国焘、陈昌浩也都称他是“游击天才”。
胡奇才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盛赞过余天云的军事才能。
可作为一名红军的高级将领,余天云性格上存在很大缺陷。
图|傅钟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在一份报告中写得毫不客气:
“余天云思想意识一塌糊涂,有很严重的土匪行为,不注意掌握政策,有时还破坏政策。”
余天云身边的警卫员、通讯员,几乎没有没挨过他打骂的。行军途中因为马夫没拉稳马,他拔枪就打,马夫当场重伤。
即便是身边的同僚,有时也深受其害。
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只因为在一件小事上和他意见不合,被当众扇了耳光,后来坚决要求调离。
据时任红三十军89师政委的开国中将杜义德回忆,一次他在战斗中负伤,出院后调红三十一军任职,当时余天云拦住杜义德,要他把配枪留下,说枪是红三十军的,既然要调离就得把枪留下。
杜义德心里很清楚,余天云是看上了他手里的那把枪,坚决不肯交出去。然而余天云还是硬逼着把杜义德的枪给下了。
余天云抢了枪不说,还到张国焘面前去告状,说杜义德有问题。他这一告状,就连张国焘也皱眉:
“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
徐向前说:
“此人16岁参加赤卫军,18岁参加红军,父亲因此让地方还乡团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
张国焘听后说:
“那就给他一杆长枪打仗去。”
就这样,杜义德被撤了职,手里的武器从手枪变成了长枪。
图|杜义德
余天云如果只是性格粗暴,还不至于遭到后来悲剧命运,毕竟当年红四方面军中,像这样性格鲜明的将领也不在少数。
余天云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政治观念薄弱,他认为消灭敌人还是要靠枪杆子的,光凭政治工作消灭不了敌人。
这和红军整体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
一次,红三十军在进攻敌人一个山头时受阻,时任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在一旁急得团团转,可余天云这时却慢悠悠的讥讽:
“政委,你去给他们上劳动课去,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
就连一贯好脾气的李先念都被他气得火冒三丈。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两军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红三十一军93师274团原团长周时源曾把自己在川北打仗时的一匹红毛骡子送给了朱老总。
后来张国焘执意南下,带走了朱老总、刘伯承等原中央红军的一部分。抵达阿坝以后,余天云(时任红三十一军军长)听说了这件事后大骂周时源,还派人揍了他一顿。
余天云能打仗是不假,但也因为这些因素,使得张国焘用他却也不敢太信任他。
1935年9月草地分兵后,红四方面军南下,张国焘发出的许多政令都与此前与中央红军会师时不一致,这使得许多不了解内情的将领疑惑。
红三十一军当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余天云感觉队伍不好带了,私底下说了几句不满的话。
这些话都传到了张国焘耳朵里,被其认为是余天云在反对自己。
一次,张国焘借着徐向前在清江渡会议批评余天云打死号兵、挑夫一事, 把余天云派人打周时源一事又翻出来批评,并当众宣布将余天云撤职。
1935年11月,余天云被送入红军大学“学习”,兼任高级指挥科科长。
这所红军大学是张国焘南下以后,为了培养军事干部,提高干部文化素养设立的,原本是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任校长,因为刘伯承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就把他贬到了红军大学任校长。
刘伯承在红军大学任教期间,还是做了不少努力的,包括制定了一系列的课程。可余天云在校学习期间,对对全新的军事课程既听不进去,也不肯低头,在战术问题上和教员争执,一直闹到刘伯承面前,口出狂言,甚至拔枪相胁。
刘伯承撂下一句话:
“这个问题不处理,我就不上课。”
张国焘听说此事后赶到红大,收了余天云的枪,关了他的禁闭。
不久之后,对余天云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他的妻子、时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团长刘伯新,在过草地时因为战士们饿得撑不住,派人捕杀了藏民的牦牛,事情被告发后,张国焘下令处决了她。
等到余天云从禁闭室出来的时候,军长的位置没有了,妻子也没有了。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许多红四方面军的老人后来回忆,如果刘伯新不死的话,余天云很可能也不会死。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后向西北转移,余天云的身体已经垮到无法行走,由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行军。在川西丹巴过江时,趁着抬担架的战士不注意,滚入洪流之中。
铁索桥上的谜
关于余天云在丹巴河铁索桥上的最后一刻,至少存在三种彼此并不兼容的叙述。
首先是张国焘做出的结论,他认为余天云之死原因在于心里承受能力差。
余天云作为张国焘比较信赖的战将,他的死张国焘确实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里,也坦承“四方面军军阀习气比较重”。
不过,后来给余天云开追悼会,张国焘还是很客观的评价了余天云的功绩,但同时又指出“自杀是不对的,一般同志要经受得起批评和考验”。
后来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张国焘又叛变革命,对余天云之死又有了新的结论。
普遍的观点认为,余天云是死于张国焘迫害,由于受到“左”倾得影响,一部分人在此观点基础上,又衍生出余天云是因为反对张国焘南下、反对他另立中央而受到他的迫害的。
1945年七大会议上,余天云还被评为革命烈士。
总的来看,余天云是应该被评为烈士,但硬要把他说成是因为反对张国焘受到了迫害,也是不恰当的。
余天云当时应该还没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
第三次对余天云之死的做出评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1958年8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评教条主义上,彭老总说了很重的话,他把余天云之死也归咎到这一点上,认为刘伯承应该承担责任。
不过,这里要说句公道话,刘帅当年在红军大学,确实对余天云的军阀习气有所抵制。
作为红军大学的校长,刘帅以高度的责任心,认为像余天云这样的存在,完全是因为张国焘任人唯亲,搞愚民政策的后果。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余天云就被当了典型。
1935年12月16日,刘帅亲笔写了一篇文章《余天云的思想行动体现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继续去开展反他的斗争?》
文章一发表,在四方面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加之绝大多数同志其实都很反感这种没有文化、又没有头脑的“山大王”式领导,都对余天云提出了批评。
余天云知道刘帅是被张国焘“发配”来红军大学的,是属于“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他当然不服气刘帅的批评,于是两人针锋相对,余天云脾气一上来,直接拔枪相向。
刘帅这才大怒,提出:“不处分此人,绝不再上课。”
最后的结果就是,余天云不仅受到了批评,还被关了禁闭,当时红大的政委何畏与余天云本来就有矛盾,他把关禁闭这件事,看成是何畏针对他。
这事儿在二十年以后,又被翻出来,但后来还是毛主席说了一句话“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通寻了短见,怪不得谁”,这才把这件事给轻轻揭了过去。
也许是因为以上缘故,在谈及余天云之死,各方面记录写的都比较模糊,只说是余天云溺水牺牲。
1945年的烈士追认给了余天云的革命生涯一个庄重的句号,从这个情况来看,历史还是很客观公正的,至少还是给了余天云一个正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