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芬站在教研室布告栏前,把那张A4纸从头到尾读了三遍。题目印得粗黑:2026年四川省特级教师、校长评选表彰。
正文里写,拟表彰400名,差额推荐460名;参评人员必须是在职在岗、专职从事教学教研的教师和校长,退休人员不在申报范围内;同一学校原则上最多推荐一人。
她把手里的热水杯换成左手,右手把“400名”和“460名”又指了一遍。
460个人里选出400个,也就是说,就算被推荐上去,也可能有60个人落选。她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一下,然后转身往校长办公室走。
复兴镇中心小学符合条件的老师有两个。一个是她,另一个是何悦。
孙明芬今年51岁,教龄28年。中师毕业就分到村小,后来村小撤并,调到镇上的中心校,一直在教语文,班主任当了27年,歇过一个学期,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住院。
她的课表排得满,周一早上第一节是语文,下午还有两节道德与法治。她不带行政职务,没有办公室,办公桌在年级组大屋子的角落,上面堆着两摞作文本和一本翻烂了的语文书。
何悦33岁,西南大学心理学硕士,学校唯一一个专职心理老师,教心理课,兼着做留守儿童的心理档案。前年她拿了个省级课题,叫《农村小学生心理危机早期识别与干预》,结题报告上盖着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红章。
校长张德平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教育局刚发来的推荐名额说明。他看见孙明芬进来,没等她开口,先给她倒了杯水。
“孙老师,看到文件了?”
“看到了。我符合条件。”
张德平把文件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行字:“非一线人员控制在20%以内,思政、心理、体育、美育等方向不少于15%。”他没往下说,但那页纸上还有一行,写着“民办学校参评者要和学校签订劳动合同,名额有明确要求。”——这两行和孙明芬都没什么关系,她的问题在另两个字上:心理。
“何悦属于心理方向,政策鼓励。”张德平说得很慢,“你是老教师,一线教学这一块谁也比不了你。但学校只有一个推荐名额,我得考虑送出去哪一个能评上。”
孙明芬听懂了。
她的学历是中师,后来读了一个函授本科。职称是小学高级教师,相当于中级。这些年她拿过县里的优秀教师,市里教学论文二等奖,还有一张“市级骨干教师”的证书,这些放在一个乡镇小学老师的履历里不算薄。
但文件里写得清楚,评审从师德师风、学历职称、教学教研、支教培养四个方面综合考核。学历职称和教学教研这两栏,何悦的表格上写着研究生、省级课题、省级期刊论文,她填上去的是中师、函授本科、县优课和两篇市级发表。
“张校长,”她问,“你决定报何悦了?”
张德平没直接回答。“星期五之前上报材料。你要是想报,就把表填了交给我。”
回到年级组,孙明芬把桌面上的作文本往旁边推了推,坐下来,打开抽屉最底下那个旧档案袋。里面是她这些年攒下的所有东西:普通话等级证书,继续教育结业证,优秀班主任证书,支教鉴定表。
那张支教鉴定表她留着,这是她教学生涯里最重的一页纸。2003年,镇上的中心校缺人,要把年轻老师派到更偏远的村小去。
她当时已经算老教师了,但主动报了名。那一届支教,她带了六年级毕业班,又带出了两个刚分配来的青年教师。那两个青年教师后来一个调到县上,一个留在了镇上,现在都是学校的骨干。她在“支教培养”这一栏,写得出东西。
可她也清楚,光靠这些过不了差额推荐这一关。
下午第二节课,何悦来找她。
何悦站在教室门口,等她把课代表的话说完,才走近一步。“孙老师,我听说学校这个名额的事,你知道了吧。”
孙明芬看着何悦。这几年何悦在学校里其实不太受重视,心理课没有考试,家长也觉得那是“不务正业”,直到去年两个学生因为家里的事闹出心理问题,何悦连着做了两个月的家访和干预,才有人意识到这个年轻老师有多重要。
“我知道,”孙明芬说,“你符合条件,我也符合。”
何悦的脸颊有点泛红。“我不是来劝你让给我的。我就是想跟你说,如果你报名,我也报名。学校报谁,是学校的事。教育局批谁,是教育局的事。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在背后找校领导说什么了。”
她说完就走了。
孙明芬站在走廊上,看着何悦的背影往心理辅导室去。辅导室原本是楼梯间改的,窄窄一间,何悦在门上贴了一张淡蓝色的海报,上面写着“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
那天下班后,孙明芬没有走。她去教务处要了一份推荐申报表,把表带回家填。
填到“学历职称”一栏,她握着笔停了几分钟。旁边放着那张函授本科毕业证,1996年中师毕业,2004年在西华师大函授,中间隔了八年。她把这个时间线写在纸上,自己看了一眼,又划掉了。
她的丈夫王建军端着饭碗从厨房出来,看她对着表格发愣,问了一句:“你真要报?”
“报。”
“你不是说,何悦人不错,课也上得好。”
“那是另一回事。”
王建军没再说话。2019年他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家里至今还有几万块的债没还完。特级教师一次性发奖金1万元,这在他们家不是一笔小钱。
第二天早上,孙明芬把填好的表交给了张德平。张德平接了,没有多问,只是说“周五统一报送,你先自己留着底稿。”孙明芬注意到,校长桌上摆着另一份已经填好的申报表,封面上的名字是何悦。
她没有问那一份表什么时候交上去的。张德平也没解释。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学校只够报一个。
接下来几天,孙明芬照常上课。那几天她在讲一篇叫《落花生》的课文,一句一句带学生读,读到最后她站在窗边,看见何悦从辅导室门口送一个哭过的女孩出来。
何悦蹲下来替那个女孩擦眼泪,声音很轻,孙明芬听不见她说什么,但女孩点了点头。
周四下午,张德平把她叫到办公室,告诉她:“教育局那边来电话说,名额还是按一个来掌握,学校决定报何悦。”
孙明芬没有意外。“什么时候公示?”
“下周一。贴在教育局和学校门口。”
“好。”
她转身要走,张德平叫住她。“孙老师,”他的声音放低了,“你这个表我留着。下一批如果还有机会——”
“下一批我还在不在岗位上,说不准。”她打断他,笑了一下,“退休人员不能报名。你说是不是?”
张德平没接话。
周五,她没有去教研室看最终的文件。她去上了两节作文课,批完了那摞作文本。最后一节课放学前,她叫课代表把作业本抱回教室去,然后站在走廊上,看见学校大门口有人在往布告栏上贴纸。
周一,那张纸已经贴了一整天了。孙明芬路过校门口,远远看了一眼,公示名单上只有何悦一个名字。镇上赶集的人从旁边走过,没几个人停下来看。
何悦倒是来找她了。那天傍晚,何悦站在车库门口等她,手里攥着一沓材料。孙明芬推着自行车,两个人站在车棚底下,谁也没先开口。
“孙老师,”何悦终于说了,“学校报了我。但我把名单上报的工作报告里,把你们村小支教那一段也写进去了。他们问起学校教育教学成果,我不能光讲我自己。”
孙明芬扶住自行车,看着她。
何悦又说:“后天教育局组织说课答辩,你能不能听我试讲一遍?”
孙明芬把车撑住,停了几秒,问:“这次省里表彰400个,推荐460个,差额60个。你觉得自己能不能挤进那400个人里?”
何悦没回答,但她也没躲开她眼睛。
“题目是什么?”
“《认识情绪》。”
“你先试讲给我听一遍。”孙明芬说着,把自行车重新推进车棚,“回家做饭,七点到学校来。我在年级组等你。”
晚上七点,何悦来了,站在年级组的白板前面,讲了一堂十五分钟的课。孙明芬坐在最后一排自己的位置上,挺直着腰听。她看到何悦紧张,讲到一半的时候手不知道往哪放;她也看到何悦讲到农村孩子那些羞于表达的委屈时,眼神会很自然地放慢。
讲完,何悦站着等她评价。
孙明芬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在板书上写了‘情绪没有对错’,可是讲的时候举的例子全是‘这样想不对、那样的做法不对’,前后有点拧。你自己先理清楚,再上出去。”
何悦点头,眼睛亮了一下。
孙明芬没再说别的。她低下头,把那摞作文本里最上面的一本翻开,批改的地方还剩下最后两行评语没写完。
两个月以后,省里的公示名单下来了。何悦在里边。
消息传回学校那天,何悦跑到年级组来,眼眶发红,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孙老师”,后面的话没说出来,人就哽咽了。
孙明芬放下手里的粉笔,走过去,在她胳膊上拍了一下。“行了,这是你自己挣的。”
何悦走后,上课铃响了。孙明芬回身把黑板擦干净,拿起语文书。这一节她给学生讲《落花生》,看到第二段的时候,她在讲台上站了片刻。
窗外那棵梧桐树已经开出花来。教室里安安静静地坐着她的小学生。她翻到下一页,声音和平时一样清楚:“来,跟着老师往下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