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华裔作家李翊云的《万物自然生长》获得了回忆录\\自传类别的普利策奖。
本来，获奖这个事情，不太好评价。 普利策奖原本是新闻奖，后来也增加了创作类，也就是小说、戏剧、传记之类的也能获奖。 但李翊云获奖的这个回忆录，讲的是她儿子自杀……而且是两个儿子卧轨自杀的故事，2017年，她的大儿子文森特卧轨自杀；2024年，她的小儿子詹姆斯亦选择用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非常离谱，一个母亲，靠自己回忆自己孩子卧轨自杀的故事，获得了普利策奖。 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李翊云的文字，那是一种极其冷静的文字，她几乎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观察自己两个儿子的死……她表现出的不是悲伤，甚至是“赞美”，甚至是对孩子“终于解脱”的羡慕。她这本书，几乎全篇都在讲，她孩子的自杀是个“必然”，因为这个世界是“悲凉”和“无望”的。 她在访谈中说：“所以，当詹姆斯去世时，我尊重他的决定，我会替他们着想，而不是替我自己着想，所以我愿意相信理解我的孩子们，并且理解他们的决定”。 我把这段话反复读了三遍，确信她说的就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我尊重孩子们去死”！ 这TM是人话吗？ 她书里还写道：“是的，我爱他们，我现在依然爱他们，但比爱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尊重，这理解和尊重，也包含最难理解的一点——尊重他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很多人对自杀的理解是错误的，自杀并不是不想活，也不是不爱母亲，不爱朋友，真正的问题是，正在承受的那种痛苦无法停止，唯一停止痛苦的方法，就是让身体消失，我自己曾经尝试过自杀，所以我知道，那并不是一种拒绝生活的姿态，而是一种对痛苦无能为力的结果，我看着文森特痛苦了六年，当他最终做出那个决定时，我选择尊重他，他尽力了。詹姆斯在文森特去世六年后离开，那六年里，他是孤独的，那种孤独，不是一个母亲可以帮他解除的”。 “詹姆斯离世前几个月，他告诉我，自己一直在重读加缪的戏剧《卡里古拉》，“有点着迷”。他在网上看过好几个改编版本，包括两部英文版、一部日文版、一部西班牙语版。我告诉他，剧中有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人终有一死，且一生难欢愉”。 “文森特去世两个月后，詹姆斯问我要那本《安娜.卡列尼娜》，我犹豫了一下，尽管我从未担心孩子们读什么书，都是尊重他们，让他们自由探索……但我还是问詹姆斯，是否知道小说的结尾安娜卧轨自杀了，詹姆斯温柔地笑了笑，说他知道”。 这些话术简直让我毛骨悚然，如果她的描述是真的，她不是不知道孩子们心理上的困境，但对于七年级三观还没有成型的孩子，她所做的不是正面引导，而是放任厌世情绪的滋长。她从小就和小孩聊有关“人生在世，苦多乐少”，“死亡是解脱”这种悲观的哲学话题。 我们都知道，孩子青春期的时候，激素分泌不稳定，读多了文学作品，容易伤春悲秋，容易情绪激烈或者抑郁，在这个时候，应该陪他们去运动、玩耍、吃好吃的，培养乐观情绪……而不是像个神经病一样和他们谈什么生死，甚至还夸他们“你真聪明，把人生看得很透，人生确实痛苦，毫无意义，不如一死”。 这是亲手把孩子送上不归路。 一个正常的父母都知道，对孩子过早地进行生与死的哲学探讨无异于是诱导孩子向往死亡。孩子年幼的时候需要的是日常的关爱和温暖，而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生死哲学。 连母亲都当不好，还当什么精神导师？连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思想和哲学？ 我大概能够猜到她孩子们的生存环境，华裔离开故国，失去了根，融不进白人的圈子，母亲又极其冷漠，既丢掉了东方温良灵活的生活哲学，又学不会西方利己而伪善的实用主义，在学校得不到友情，在家得不到亲情……那当然是很孤独的，母亲不但不帮助自己走出困境，反而以“尊重”为借口，眼睁睁看着自己孤独地走进深渊，甚至将其美化为“给予自由成长的空间”。 生得随机，死得自由，难怪能获奖，西方那些伪善的白左们，爱死这个故事了。 我不是文学专业的，但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古今中外大量作家的作品和生平我也了解一些，我从未在正常作家身上看到这种气质……一个作家，首先是人，人就有人性，母亲就有母性，我从未见过一个母亲如此去描述自己孩子的死亡。 有人说，这可能和李翊云的个人经历有关，李翊云一直在怨恨自己的出身和原生家庭，她说成长于一个并不幸福的原生家庭，母亲是个“控制狂”，被她形容为“家里绝对的暴君”。童年的创伤深刻影响了她，40岁前后，她两次因抑郁症自杀未遂入院治疗……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孩子就受她的影响走向绝路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她平日里就把这种悲伤、绝望的情绪传递给孩子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她自己就是她所描述的那个“控制狂”和“暴君”呢？ 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有些所谓的现当代“女性作家”，其实有着妄想症，分不清幻想和现实，她们自己才华和天赋有限，老天爷不赏饭吃，根本不是搞文学的料，然而却满脑子的文青病，浑身的反社会人格……总觉得是时机未到，伟大的作品还在等着自己；总觉得自己是被什么迫害了，家庭和和社会挡住了自己走向不朽之路。他们自己写不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干脆就倒行逆施，把自己活成一部文学作品。 这还不够，她们还会把朋友家人孩子也拖进去，她自己痛苦，她还要其他人陪她痛苦，她自己“渴望解脱”，于是幻想自己的孩子也“渴望解脱”。 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一些文青小布尔乔亚，但事实往往比我想象的更恶劣，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他们标榜的自由和包容，他们往往是生活中最独裁最偏执的人，而且时刻散发着负面情绪和自毁倾向。 从他们的气质和思想就可以知道，他们身边的亲人朋友都没法幸福，因为他们是吞噬快乐的黑洞……不仅李翊云的两个孩子自杀了，就连她家的保姆都自杀了。 这类人非常具有迷惑性，他们满嘴尊重和包容，实际上极其冷漠自私，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亲情、爱情、友情，他们自己是“空心人”，他们喜欢看到他人痛苦和绝望，那都是他们的文学素材。 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会责怪李翊云没有引导好孩子，但有没有一种更可怕的可能——两个孩子的自杀，正是她引导的结果呢？ 说得难听点，献祭自己的亲人，换取文坛的名利，这件事本身，比她的作品更有文学性。
本来，获奖这个事情，不太好评价。 普利策奖原本是新闻奖，后来也增加了创作类，也就是小说、戏剧、传记之类的也能获奖。 但李翊云获奖的这个回忆录，讲的是她儿子自杀……而且是两个儿子卧轨自杀的故事，2017年，她的大儿子文森特卧轨自杀；2024年，她的小儿子詹姆斯亦选择用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非常离谱，一个母亲，靠自己回忆自己孩子卧轨自杀的故事，获得了普利策奖。 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李翊云的文字，那是一种极其冷静的文字，她几乎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观察自己两个儿子的死……她表现出的不是悲伤，甚至是“赞美”，甚至是对孩子“终于解脱”的羡慕。她这本书，几乎全篇都在讲，她孩子的自杀是个“必然”，因为这个世界是“悲凉”和“无望”的。 她在访谈中说：“所以，当詹姆斯去世时，我尊重他的决定，我会替他们着想，而不是替我自己着想，所以我愿意相信理解我的孩子们，并且理解他们的决定”。 我把这段话反复读了三遍，确信她说的就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我尊重孩子们去死”！ 这TM是人话吗？ 她书里还写道：“是的，我爱他们，我现在依然爱他们，但比爱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尊重，这理解和尊重，也包含最难理解的一点——尊重他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很多人对自杀的理解是错误的，自杀并不是不想活，也不是不爱母亲，不爱朋友，真正的问题是，正在承受的那种痛苦无法停止，唯一停止痛苦的方法，就是让身体消失，我自己曾经尝试过自杀，所以我知道，那并不是一种拒绝生活的姿态，而是一种对痛苦无能为力的结果，我看着文森特痛苦了六年，当他最终做出那个决定时，我选择尊重他，他尽力了。詹姆斯在文森特去世六年后离开，那六年里，他是孤独的，那种孤独，不是一个母亲可以帮他解除的”。 “詹姆斯离世前几个月，他告诉我，自己一直在重读加缪的戏剧《卡里古拉》，“有点着迷”。他在网上看过好几个改编版本，包括两部英文版、一部日文版、一部西班牙语版。我告诉他，剧中有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人终有一死，且一生难欢愉”。 “文森特去世两个月后，詹姆斯问我要那本《安娜.卡列尼娜》，我犹豫了一下，尽管我从未担心孩子们读什么书，都是尊重他们，让他们自由探索……但我还是问詹姆斯，是否知道小说的结尾安娜卧轨自杀了，詹姆斯温柔地笑了笑，说他知道”。 这些话术简直让我毛骨悚然，如果她的描述是真的，她不是不知道孩子们心理上的困境，但对于七年级三观还没有成型的孩子，她所做的不是正面引导，而是放任厌世情绪的滋长。她从小就和小孩聊有关“人生在世，苦多乐少”，“死亡是解脱”这种悲观的哲学话题。 我们都知道，孩子青春期的时候，激素分泌不稳定，读多了文学作品，容易伤春悲秋，容易情绪激烈或者抑郁，在这个时候，应该陪他们去运动、玩耍、吃好吃的，培养乐观情绪……而不是像个神经病一样和他们谈什么生死，甚至还夸他们“你真聪明，把人生看得很透，人生确实痛苦，毫无意义，不如一死”。 这是亲手把孩子送上不归路。 一个正常的父母都知道，对孩子过早地进行生与死的哲学探讨无异于是诱导孩子向往死亡。孩子年幼的时候需要的是日常的关爱和温暖，而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生死哲学。 连母亲都当不好，还当什么精神导师？连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思想和哲学？ 我大概能够猜到她孩子们的生存环境，华裔离开故国，失去了根，融不进白人的圈子，母亲又极其冷漠，既丢掉了东方温良灵活的生活哲学，又学不会西方利己而伪善的实用主义，在学校得不到友情，在家得不到亲情……那当然是很孤独的，母亲不但不帮助自己走出困境，反而以“尊重”为借口，眼睁睁看着自己孤独地走进深渊，甚至将其美化为“给予自由成长的空间”。 生得随机，死得自由，难怪能获奖，西方那些伪善的白左们，爱死这个故事了。 我不是文学专业的，但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古今中外大量作家的作品和生平我也了解一些，我从未在正常作家身上看到这种气质……一个作家，首先是人，人就有人性，母亲就有母性，我从未见过一个母亲如此去描述自己孩子的死亡。 有人说，这可能和李翊云的个人经历有关，李翊云一直在怨恨自己的出身和原生家庭，她说成长于一个并不幸福的原生家庭，母亲是个“控制狂”，被她形容为“家里绝对的暴君”。童年的创伤深刻影响了她，40岁前后，她两次因抑郁症自杀未遂入院治疗……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孩子就受她的影响走向绝路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她平日里就把这种悲伤、绝望的情绪传递给孩子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她自己就是她所描述的那个“控制狂”和“暴君”呢？ 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有些所谓的现当代“女性作家”，其实有着妄想症，分不清幻想和现实，她们自己才华和天赋有限，老天爷不赏饭吃，根本不是搞文学的料，然而却满脑子的文青病，浑身的反社会人格……总觉得是时机未到，伟大的作品还在等着自己；总觉得自己是被什么迫害了，家庭和和社会挡住了自己走向不朽之路。他们自己写不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干脆就倒行逆施，把自己活成一部文学作品。 这还不够，她们还会把朋友家人孩子也拖进去，她自己痛苦，她还要其他人陪她痛苦，她自己“渴望解脱”，于是幻想自己的孩子也“渴望解脱”。 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一些文青小布尔乔亚，但事实往往比我想象的更恶劣，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他们标榜的自由和包容，他们往往是生活中最独裁最偏执的人，而且时刻散发着负面情绪和自毁倾向。 从他们的气质和思想就可以知道，他们身边的亲人朋友都没法幸福，因为他们是吞噬快乐的黑洞……不仅李翊云的两个孩子自杀了，就连她家的保姆都自杀了。 这类人非常具有迷惑性，他们满嘴尊重和包容，实际上极其冷漠自私，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亲情、爱情、友情，他们自己是“空心人”，他们喜欢看到他人痛苦和绝望，那都是他们的文学素材。 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会责怪李翊云没有引导好孩子，但有没有一种更可怕的可能——两个孩子的自杀，正是她引导的结果呢？ 说得难听点，献祭自己的亲人，换取文坛的名利，这件事本身，比她的作品更有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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