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草根党史爱好者,我来讲讲长征吧。指望别人不如指望自己,这个系列可能有点长,因为长征不只是一次次战役,还有一次次会议,一次次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博弈,本身就是个漫长的过程。一、长征的起源。首先,为什么要长征?因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是一次绝境中的“战略转移”。红军之所以走到绝境,也是内因和外因一起在起作用,外因是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内因是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占了上风,教员被赶下了领导岗位。王明左倾错误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有它的历史脉络,因为年轻的党当时还不够自信,在很多方面还需要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很多人迷信国外革命的经验。教员虽然在井冈山、瑞金一系列的军事斗争和建设中取得了一次次胜利,成为了红军实际的领导者,在红军和根据地中有极大的威望,但教员是“本土派”,在当时不受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待见……很多人,还是倾向于那些会洋文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教员长期是个“少数派”。同时,因为当时的党中央和红军长期不在一起,红军在农村和山区活动,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而党中央则长期身处白区大城市,做的都是地下工作……双方之间存在很大的信息差和分歧。长久以来,教员的很多斗争方法,是不被中央理解的,因为他没有盲目听从上级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实事求是,不去进攻大城市,反而向农村进军,发动农民,搞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因为战略战术上的分歧,他已经多次被“批判”,甚至调离领导岗位。这个矛盾由来已久,甚至要上溯到1927年的秋收起义,当时中央是进攻长沙城,教员认为这是对革命不负责,是不切实际,葬送自己的同志,他认为——“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当时对于教员的“不听话”,上级是非常“震怒”的,1927年11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教员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战略方针上被认为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同时,教员“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当时中央和红军根据地离得太远,没有电台,命令传的极慢,1928年3月中央派来传达的同志才到了井冈山,当时教员早已把上井冈山的几百人,发展出了一个师两个团,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搞得风生水起了,然后上级来的同志传达处理决定还传错了,传成了“开除党籍”,教员只能服从决定,不再担任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红军第一师的师长……1929年5月,教员又遇到了一次更严重的危机,因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和朱总、陈总发生了分歧,这就是电影《古田军号》中的故事……1929年6月22日,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教员的民主作风和工作方法给予批评。主要批评教员“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因为他经常说“马列主义只讲了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具体的做法还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之间来创造”,这话在我们在听来很正常,但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尊重马列主义”。很多人还批评他“家长式的领导”,甚至还批评教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他们说“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当有发言权”。最后否定了教员提出的“党对红军必须是集权式领导”的意见,给予教员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还拿掉了他的前委书记。这段时间,教员被迫长期离开红军,只能去闽西地方工作,当个“教员”,也就是电影中的“杨先生”……这个时候他还患了严重的疟疾,身体很差,红军八大召开,指定要教员参会,教员请假说有病,结果上级又严厉批评,说他“闹情绪”,教员没办法,只能用担架抬过去参会,大家看到他身体极差 ,几乎“面无人色”,才让他回去养病。古田会议之后,教员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开始带着红军打胜仗,1930年10月,蒋介石集中10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教员指挥红军打运动战、游击战,歼敌1.3万人,活捉张辉瓒,赢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1931年4月,蒋介石集中20万军队,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在15天内连打5次胜仗,歼敌3万余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集中30万兵力,气势汹汹兵分三路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教员采用“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四天内三战三捷,休整半月后再次三战三捷,在80天内歼灭敌人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苏区不断扩大,发展到了28个县,拥有250万人口,中央红军的实力也越发雄厚,教员在红军中的威望也达到高峰。按道理来说,打赢三次反围剿,消灭了大量敌人,根据地得到空前的发展,教员居功至伟……但在当时的中央看来,教员的做法全是“错误”。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召开赣南会议,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全方位地否定教员的路线和政策。教员的观点和方针,被斥责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在会议上,20岁出头的博古对教员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撤销教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位,拿掉了他的军权……教员仅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932年1月,中央执行共产国际攻占大城市的指令,决定攻打赣州,教员强烈反对,认为赣州铜墙铁壁,红军缺乏攻坚武器,根本不可能打得下来。于是,中央免除教员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强令红一军团兵进赣州,围了赣州很久,根本打不动。3月,在周公的邀请下,教员短暂重掌局面,带领红军撤围赣州,跳出包围圈,然后出其不意地发动了漳州战役,攻克漳州城,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同时筹款百万银元,扩军上千,取得了巨大胜利。但这样的胜利在中央看来,又是不听指令的“重大错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召开,会议指责教员的诱敌深入战术,认为这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批评教员主张向农村发展的主张是“消极怠工”,还给教员扣了一个“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后,教员被撤销了几乎一切职务,被调到后方去“养病”,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整整三年,无法从事指挥工作。这就是红军危机的开始,因为最实事求是、最会打仗的那个人,被排挤在外了。这样的事情,八年之内连续发生了三四次,明明你是对的,明明你的战略更成功,基层的同志也都更支持你,但一纸命令下来,你就要被批判、被“打倒”,被边缘化,一切积累的成果都被葬送……很多人是扛不住这样的压力和打击的,但这些事,对教员来说是家常便饭。即便如此,大家都知道,第四次反围剿还是胜利了,因为红军指战员大多数都是教员手把手带出来的战友和同志,他们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中央的错误指令,用自己最擅长的方法,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1933年,因为上海地区的白色恐怖,中央机关在白区处境艰难,无法在上海立足,遂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从上海秘密转移至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博古负总责,这标志着“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的全面统治。以前中央只是遥控指挥,现在中央直接来到苏区和红军中了,很多红军将领就不得不听话了。这里要单独聊一聊王明和博古,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入党,同年秋赴苏联莫斯科中央大学学习,后来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他的老师,就是共产国际的米夫……王明这个人很有政治手腕,并且懂得利用共产国际的力量,米夫成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之后,促成了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台,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王明实际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但王明需要作为代表长期留在莫斯科,于是他指定了博古作为他在国内的总负责人,博古,当时只是一个24岁的青年,原名秦邦宪,博古是个苏联名字,全名叫做博古诺夫,他威望不够,于是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李德结成同盟,共同执行王明的政策……这两个人,军事上都是外行。1933年,蒋介石集结百万大军,开始了第五次围剿,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一整套错误的战略战术方针,先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遭遇挫折后又转为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采取所谓“短促突击”战术。让红军放弃优势,反而开始了阵地战、消耗战,损失极大。但如果红军能够继续贯彻教员的游击战、运动战方针,还是有机会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比如,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这时教员曾向“三人团”提出了一个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建议,就是留红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红1、红3、红7、红9军团,向闽浙赣进军,依托赣东北根据地,“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是一出围魏救赵、攻其必救的妙手,因为蒋介石发动第5次“围剿”,可以说是倾巢而出,后方兵力空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的战场上,已经没有可调的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也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苏浙皖一带几乎没有正规军。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和第19路军后,曾对顾祝同说过:他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 这验证了教员策略的正确性。但李德和博古否定了这个提议,不但不支援福建反蒋的十九路军,坐看他们被镇压,而且拒绝了教员向苏浙皖进军、威胁蒋介石统治腹地的战略……白白错失了良机,让红军陷入了蒋介石的堡垒合围之中,最后不得不被动寻求硬碰硬的阵地战。这时候,教员根本没有任何参与决策、指挥军队的权力。教员后来自己回忆:“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可以说,红军的命运和教员的命运,是一体的。下一集我们讲《广昌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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