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一桩历史公案。
王安石和司马光、以及苏氏父子的论战。 从南宋到清末,整个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对王安石的评价都是“破坏祖宗之法”的“奸臣”,甚至被甩锅成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直到近代,从梁启超开始,王安石才渐渐被正面评价。 而远在俄国的列宁,把王安石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因为王安石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敢于向既得利益阶层开刀,虽然最终失败,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王安石面对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反对,说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教员对这句话也非常欣赏,评价说“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 高中语文课本有一篇文章,叫做《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写给司马光的,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复习一下。 因为司马光作为旧党代表,长期攻击王安石变法,并且给王安石扣了很多帽子,比如“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意思就是“侵害官员利益”、“惹是生非制造事端”、“搜刮钱财唯利是图”、“独断专行不接受批评”…… 王安石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些帽子,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他说“我完善的是朝廷法度,治理的是不法官吏,不叫侵犯官员利益;我变法是为了国家兴利除弊,这不叫制造事端;我为天下理财,图的是富国强兵,这不叫谋私利;我驳斥那些逆天谬论,和那些阴阳人斗争,这不叫不不接受批评……至于骂我的人多,很正常,只要正经干事的人哪个不被骂?因为我的变法纯粹是为了国家,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骂我,我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了”。 他最后还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是推心置腹说给司马光听的,原文是“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意思是——如果你司马老先生是骂我在其位不谋其政,没能把事情做好,没能帮官家大有作为,没能让国家富国强兵,没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那你骂的对,是我的罪过,我能力不足水平不行;但你如果骂我“就不该干这件事,就应该啥都别干,眼睁睁看着国家腐朽衰弱,而墨守成规不作为……那我认为你是在放屁”。 王安石谦谦君子,讲的比较文雅,不像我这么粗俗,但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这种态度,他很坦诚地对司马光这样的政敌说——“我早就知道有人会给我泼脏水,我是准备被打得粉碎的”。 大宋积贫积弱不止一日,大家都知道问题所在,但没有人愿意改变,所以王安石说“士大夫们已经习惯于苟且偷安,媚俗从众,不敢承担历史责任,即便上级有奋发图强、改革变法的意愿,士大夫们依然会扯蛋拖后腿……历史上但凡改革,既得利益阶层哪个不反对?既然反正要反对,那我怕个蛋,无论结局如何,干就完了”? 我们再看苏洵、苏轼、苏辙对王安石的批评,非常有意思,苏洵老先生写过一篇《辨奸论》,如同泼妇骂街一般,对王安石是各种扣帽子辱骂,毫无逻辑可言——比如他说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意思是王安石天天穿烂衣服,吃猪狗吃的糟烂食物,蓬头垢面讲诗书……这不合我们士大夫阶层的常理,所以他一定是个大奸大恶之辈。 王安石确实不修边幅,干活太认真以至于不在乎穿什么吃什么,但你攻击他这个,可以说完全不讲道理,纯粹低级的人身攻击,一股顽固不化狭隘偏执的老登味儿。 苏轼对王安石没有什么私人恩怨,讲话还算客观,他写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批评王安石变法好比给人治病,还没有试过药,也不知道是好药还是毒药,就随便给国家上,风险太大,而且这个变法一定会得罪四种人“民、军、吏、士”,你搞青苗法,得罪了农民(其实是得罪了垄断民间租税的地主豪绅);你搞市易法,得罪了小吏(实际上是得罪了垄断市场贸易、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商人);你搞将兵法,得罪了军人(实际上是得罪了那些吃空饷的军头);你搞方田均税法,得罪了士大夫(这个确实都得罪了)……这四种人是大宋的“中流砥柱”,你把四种人都得罪光了,你变法能好吗? 这里可以看出,苏轼是个政治上非常幼稚的文青,说的都是一些正确的废话,他讲了变法的风险,却不讲解决的办法,不过人还算厚道。 苏辙批评王安石的话,就比较逆天了,他反对的是王安石的募役法,宋朝在变法之前,用的是差役法,也就是让农民无偿服役,而官僚、士大夫、地主乡绅、和尚道士等特权阶层免除劳役;王安石的募役法,是让官僚、士大夫、富人地主、僧侣也要服役,不服役也要出钱雇人服役,也就是说所有人按户等缴纳“免役钱”,官府用这笔钱雇人去服役……这个初衷一来是是为了社会公平,二来为了让一毛不拔的士大夫地主阶层出钱支持国家建设。 苏辙反对的就是这个,他在《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中说“役人不可不以乡户,犹官吏不可不用士人也……品官之家复役已久,盖自古太平之世,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其力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奈何至于官户又将役之耶……” 直白翻译就是——劳役这种事情,只能让种田的农民去干,因为他们淳朴老实,不会跑,就像当官这种事情,只能让我们士大夫读书人干,因为我们本性高贵……更何况,我们当官的免除劳役是自古以来的事情,是祖宗之法,实行已经很久了,你们总说什么汉朝宰相的儿子要戍边,那汉朝能和我们宋朝比吗?我们衣冠世家书香门第怎么能和泥腿子一起服役呢?我们当官的管理国家,在朝廷里做事,已经等于是在服劳役了,做事已经很辛苦了,负担已经很重了,你王安石怎么敢再给我们增加负担?自古以来,我们读书优秀的人,都是要免除劳役的;哪怕是那些小吏,只要是为官家做事的,也都是要免除劳役的,自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圣人的旧法,必有深意,你王安石不懂不要瞎折腾。 大家可以发现,三苏里面,苏辙最为坦诚,也最为顽固,他直接说,我们当官的士大夫读书人为国家做事已经很苦了,你还要给我们加劳役,要我们出钱,那就要“官不聊生”了……这就是他的阶级立场。 由此可见,王安石的变法不失败才是奇迹,你看看他面对的其实是一整个封建既得利益阶层,对方是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宋朝要不要改革?当然要,北宋中期国家面临“积贫积弱”的困境:官僚和军队规模过大,财政开支沉重;乡绅地主不纳税不服役,还搞土地兼并,隐瞒人口,底层百姓负担极重;同时国家武备荒疏,外敌环伺。王安石希望通过改革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军队战斗力、整顿吏治,改善国家处境,说到底是要富国强兵,让国家长治久安。 青苗法是,是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收成后再还本付息,利息低,周期长,旨在减少地主对农民的高利贷剥削。 募役法,是让原来强制农民轮流服差役改为交钱代替,让官僚士大夫地主也要为国出钱出力,由官府雇人服役,减轻农民劳役负担。 市易法,是让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缺货时再卖出,抑制商人垄断、稳定物价。 方田均税法,是由国家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好坏定税,防止豪强隐瞒田产逃税。 农田水利法,是国家搞基建,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 保甲法,是把农户编组,农闲时武装训练,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可补充兵源。 保马法,由民户代养军马,减少政府养马开支,增强宋朝骑兵实力。 将兵法,是让宋朝将领长期训练固定部队,改变“兵将分离,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局面,提高军队战斗力。 你看看这些变法措施,哪个不是当时积贫积弱、官僚腐败、地主贪婪、农民困苦、冗官冗兵、外战拉胯的北宋最需要的?王安石变法失败,你可以怪他领导水平不行,执行力不行,所用非人……但更要看到,他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他根本无力战胜,他几乎站在了所有官僚地主士大夫的对立面,变法触及灵魂不要紧,触及利益,那对方就要和你拼命了。 官僚士大夫、地主乡绅甚至不需要正面对抗新法,他们只需要在执行新法想时候做手脚,加倍执行,过度执行,层层加码就能破坏新法,比如青苗法,他们可以强迫那些不需要贷款的农民必须贷款,把农民逼得家破人亡就行……变法意图虽然好,但执行者还是官僚地主士大夫阶层啊,他们想怎么变就怎么变,搞得大家怨声载道,再发动舆论战,找白左画家画流民图,找文青笔杆子写万言书,甩锅给王安石,千错万错都是王安石的错,那变法和改革,能不失败吗? 其实,从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中可以看到,王安石似乎已经预料到这个结局了。 所以他说:“你可以骂我水平差,你可以怪我变法失败,一事无成,你不能说不需要变法,不需要改革……如果你认为不需要改革,那你就是改革的对象”。 整个封建社会,是司马光和三苏太多,王安石太少啊。
王安石和司马光、以及苏氏父子的论战。 从南宋到清末,整个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对王安石的评价都是“破坏祖宗之法”的“奸臣”,甚至被甩锅成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直到近代,从梁启超开始,王安石才渐渐被正面评价。 而远在俄国的列宁,把王安石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因为王安石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敢于向既得利益阶层开刀,虽然最终失败,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王安石面对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反对,说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教员对这句话也非常欣赏,评价说“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 高中语文课本有一篇文章,叫做《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写给司马光的,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复习一下。 因为司马光作为旧党代表,长期攻击王安石变法,并且给王安石扣了很多帽子,比如“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意思就是“侵害官员利益”、“惹是生非制造事端”、“搜刮钱财唯利是图”、“独断专行不接受批评”…… 王安石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些帽子,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他说“我完善的是朝廷法度,治理的是不法官吏,不叫侵犯官员利益;我变法是为了国家兴利除弊,这不叫制造事端;我为天下理财,图的是富国强兵,这不叫谋私利;我驳斥那些逆天谬论,和那些阴阳人斗争,这不叫不不接受批评……至于骂我的人多,很正常,只要正经干事的人哪个不被骂?因为我的变法纯粹是为了国家,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骂我,我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了”。 他最后还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是推心置腹说给司马光听的,原文是“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意思是——如果你司马老先生是骂我在其位不谋其政,没能把事情做好,没能帮官家大有作为,没能让国家富国强兵,没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那你骂的对,是我的罪过,我能力不足水平不行;但你如果骂我“就不该干这件事,就应该啥都别干,眼睁睁看着国家腐朽衰弱,而墨守成规不作为……那我认为你是在放屁”。 王安石谦谦君子,讲的比较文雅,不像我这么粗俗,但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这种态度,他很坦诚地对司马光这样的政敌说——“我早就知道有人会给我泼脏水,我是准备被打得粉碎的”。 大宋积贫积弱不止一日,大家都知道问题所在,但没有人愿意改变,所以王安石说“士大夫们已经习惯于苟且偷安,媚俗从众,不敢承担历史责任,即便上级有奋发图强、改革变法的意愿,士大夫们依然会扯蛋拖后腿……历史上但凡改革,既得利益阶层哪个不反对?既然反正要反对,那我怕个蛋,无论结局如何,干就完了”? 我们再看苏洵、苏轼、苏辙对王安石的批评,非常有意思,苏洵老先生写过一篇《辨奸论》,如同泼妇骂街一般,对王安石是各种扣帽子辱骂,毫无逻辑可言——比如他说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意思是王安石天天穿烂衣服,吃猪狗吃的糟烂食物,蓬头垢面讲诗书……这不合我们士大夫阶层的常理,所以他一定是个大奸大恶之辈。 王安石确实不修边幅,干活太认真以至于不在乎穿什么吃什么,但你攻击他这个,可以说完全不讲道理,纯粹低级的人身攻击,一股顽固不化狭隘偏执的老登味儿。 苏轼对王安石没有什么私人恩怨,讲话还算客观,他写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批评王安石变法好比给人治病,还没有试过药,也不知道是好药还是毒药,就随便给国家上,风险太大,而且这个变法一定会得罪四种人“民、军、吏、士”,你搞青苗法,得罪了农民(其实是得罪了垄断民间租税的地主豪绅);你搞市易法,得罪了小吏(实际上是得罪了垄断市场贸易、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商人);你搞将兵法,得罪了军人(实际上是得罪了那些吃空饷的军头);你搞方田均税法,得罪了士大夫(这个确实都得罪了)……这四种人是大宋的“中流砥柱”,你把四种人都得罪光了,你变法能好吗? 这里可以看出,苏轼是个政治上非常幼稚的文青,说的都是一些正确的废话,他讲了变法的风险,却不讲解决的办法,不过人还算厚道。 苏辙批评王安石的话,就比较逆天了,他反对的是王安石的募役法,宋朝在变法之前,用的是差役法,也就是让农民无偿服役,而官僚、士大夫、地主乡绅、和尚道士等特权阶层免除劳役;王安石的募役法,是让官僚、士大夫、富人地主、僧侣也要服役,不服役也要出钱雇人服役,也就是说所有人按户等缴纳“免役钱”,官府用这笔钱雇人去服役……这个初衷一来是是为了社会公平,二来为了让一毛不拔的士大夫地主阶层出钱支持国家建设。 苏辙反对的就是这个,他在《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中说“役人不可不以乡户,犹官吏不可不用士人也……品官之家复役已久,盖自古太平之世,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其力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奈何至于官户又将役之耶……” 直白翻译就是——劳役这种事情,只能让种田的农民去干,因为他们淳朴老实,不会跑,就像当官这种事情,只能让我们士大夫读书人干,因为我们本性高贵……更何况,我们当官的免除劳役是自古以来的事情,是祖宗之法,实行已经很久了,你们总说什么汉朝宰相的儿子要戍边,那汉朝能和我们宋朝比吗?我们衣冠世家书香门第怎么能和泥腿子一起服役呢?我们当官的管理国家,在朝廷里做事,已经等于是在服劳役了,做事已经很辛苦了,负担已经很重了,你王安石怎么敢再给我们增加负担?自古以来,我们读书优秀的人,都是要免除劳役的;哪怕是那些小吏,只要是为官家做事的,也都是要免除劳役的,自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圣人的旧法,必有深意,你王安石不懂不要瞎折腾。 大家可以发现,三苏里面,苏辙最为坦诚,也最为顽固,他直接说,我们当官的士大夫读书人为国家做事已经很苦了,你还要给我们加劳役,要我们出钱,那就要“官不聊生”了……这就是他的阶级立场。 由此可见,王安石的变法不失败才是奇迹,你看看他面对的其实是一整个封建既得利益阶层,对方是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宋朝要不要改革?当然要,北宋中期国家面临“积贫积弱”的困境:官僚和军队规模过大,财政开支沉重;乡绅地主不纳税不服役,还搞土地兼并,隐瞒人口,底层百姓负担极重;同时国家武备荒疏,外敌环伺。王安石希望通过改革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军队战斗力、整顿吏治,改善国家处境,说到底是要富国强兵,让国家长治久安。 青苗法是,是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收成后再还本付息,利息低,周期长,旨在减少地主对农民的高利贷剥削。 募役法,是让原来强制农民轮流服差役改为交钱代替,让官僚士大夫地主也要为国出钱出力,由官府雇人服役,减轻农民劳役负担。 市易法,是让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缺货时再卖出,抑制商人垄断、稳定物价。 方田均税法,是由国家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好坏定税,防止豪强隐瞒田产逃税。 农田水利法,是国家搞基建,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 保甲法,是把农户编组,农闲时武装训练,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可补充兵源。 保马法,由民户代养军马,减少政府养马开支,增强宋朝骑兵实力。 将兵法,是让宋朝将领长期训练固定部队,改变“兵将分离,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局面,提高军队战斗力。 你看看这些变法措施,哪个不是当时积贫积弱、官僚腐败、地主贪婪、农民困苦、冗官冗兵、外战拉胯的北宋最需要的?王安石变法失败,你可以怪他领导水平不行,执行力不行,所用非人……但更要看到,他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他根本无力战胜,他几乎站在了所有官僚地主士大夫的对立面,变法触及灵魂不要紧,触及利益,那对方就要和你拼命了。 官僚士大夫、地主乡绅甚至不需要正面对抗新法,他们只需要在执行新法想时候做手脚,加倍执行,过度执行,层层加码就能破坏新法,比如青苗法,他们可以强迫那些不需要贷款的农民必须贷款,把农民逼得家破人亡就行……变法意图虽然好,但执行者还是官僚地主士大夫阶层啊,他们想怎么变就怎么变,搞得大家怨声载道,再发动舆论战,找白左画家画流民图,找文青笔杆子写万言书,甩锅给王安石,千错万错都是王安石的错,那变法和改革,能不失败吗? 其实,从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中可以看到,王安石似乎已经预料到这个结局了。 所以他说:“你可以骂我水平差,你可以怪我变法失败,一事无成,你不能说不需要变法,不需要改革……如果你认为不需要改革,那你就是改革的对象”。 整个封建社会,是司马光和三苏太多,王安石太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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