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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歧视福建人、楚地人，以地域差别，判断一个人的品性，未免偏见。
陈升之就职宰相之后，宋神宗问司马光：“近来任命陈升之为宰相，外面的舆论怎么样？” 司马光回答说：“福建人狡诈阴险，楚地人轻佻浮躁，如今两位宰相都是福建人【曾公亮是晋江人，陈升之是建阳人，都属于福建地区】，两位参知政事都是楚地人【王安石是临川人，赵抃是西安人，都属于楚地】，日后他们若是引荐亲戚故旧，把朝堂都塞满了，又怎么能培育良好的官场风气呢？” 神宗说：“陈升之很有才能智慧，通晓民政事务。” 司马光又说：“才能智慧并非不能用，但必须身边有正直之士，暗中监督制约，才能没有祸患。” 神宗又问到王安石，司马光回答：“外面的人说王安石奸邪，未免诋毁得过分了，但他性格太过固执倔强，不通晓事理，这也是一大弊病啊。”

好水川之战是北宋庆历元年（1041 年）宋夏之间的关键野战，西夏国主元昊以佯败诱敌之策，将宋军主将任福所部引入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北至西吉兴隆镇一带）伏击圈。任福因轻敌贪功，违背战前 “持重待机” 的指令，孤军深入狭窄河谷，最终在西夏十万伏兵的合围下全军覆没，任福等多名将领战死。
任福之所以惨败，最大的原因就是轻敌冒进。本来韩琦在战前一再叮嘱，战事中又去信要求不要冒进。战前韩琦曾明确叮嘱任福，要率部经怀远城抵羊牧隆城，“据险设伏，待敌疲敝再合击”，且严令 “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但任福在追击过程中，被西夏的假情报和表面战果冲昏头脑，不仅放弃原定的防御性战略，还拒绝部下 “恐有伏兵” 的劝阻，执意带轻骑追击，导致主力与后勤、侧翼部队脱节。但是，任福根据自己有限的情报，始终误以为追击的是 “数千残敌”，实则面对的是十万精锐。直到陷入重围，宋军才知晓西夏主力所在，此时已无力回天。而且，任福为快速追击，丢弃了部分粮草和重装备，士兵轻装深入敌后，既无持久作战的物资储备，也缺乏重甲、强弩等攻坚与防御装备。而西夏军则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且装备齐全，在野战中对宋军步兵形成碾压。结果，轻敌冒进的任福不仅自己战死，1万多宋军士兵也殉难。轻敌是许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这是由于自己过去自信或者傲慢，或者对于事物判断不清，从而策略失当，最终带来严重后果。古代战场将领 “轻敌” 的人性弱点，无论是在职场、生活，还是商业中，，本质都是对自身能力的高估、对外部风险的低估。这可能表现为项目执行中的 “经验主义冒进”，因过往成功便轻视任务中的新情况，不做细致调研就仓促启动，最终因细节漏洞导致项目返工或失败；或者表现为跨部门协作中的 “傲慢心态”，认为自身部门专业能力远超协作方，无视对方的专业建议，单方面推进方案，结果因信息壁垒或需求错配导致协作崩盘；也可能存在市场竞争中的 “对手忽视”，企业因暂时的市场优势，轻视新兴竞品的创新模式，认为其 “不足为惧”，未及时调整策略，最终被竞品蚕食市场份额；在人际交往中，就表现为 “认知偏差”：因固有印象轻视他人的想法或能力，不愿倾听对方观点，导致沟通矛盾激化，破坏人际关系。《道德经》说：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