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逗逗

我叔这个人，一辈子跟针线布料打交道，做内衣。
说起来不算什么大生意，在小县城租了个厂房，雇了十几个工人，一年到头也就挣个辛苦钱。但他这个人有个特点，稳。别人这个赚钱投那个，那个热了又跟风，他不。他就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二十年如一日，老老实实做他的内衣。我婶有时候念叨他，说你看谁谁又换了新车，谁谁在市里买了大平层。我叔也不急，笑呵呵地说，急什么，咱这日子又不是过给别人看的。谁知道，这个闷声不响的人，在2020年那会儿，干了一件大事。那时候什么光景大家都还记得，到处缺口罩。我叔去朋友的口罩厂转了一圈，回来盯着自己的内衣生产线看了整整一个下午。他发现，做内衣的那些机器，稍加改造，就能做口罩。第二天他就开始张罗了。调机器，找原料，申资质，忙得脚不沾地。我婶说他那阵子跟打了鸡血似的，眼里有光，比二十年前刚创业那会儿还有劲头。事实证明，他这步棋走对了。后面三年，他那条生产线就没停过。机器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工人三班倒，做出来的口罩根本不愁卖。别人是生意不好做，他是订单接到手软，愁的是产能跟不上。三年。就这三年，他赚出了之前做内衣二十年的钱。亲戚们都说他走了狗屎运。只有我知道不是。他在内衣这行泡了二十年，把每一台机器的脾气都摸透了，才能在机会砸过来的时候，稳稳地接住。换一个不懂行的人，就算把口罩机摆他面前，他也认不出来。后来口罩需求慢慢回归正常了，我叔也没恋战，把多进的机器处理掉，又老老实实回去做他的内衣了。好像那三年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最让我佩服的就是这个。赚了那么多钱，换别人早就飘了。换车，换房，到处投资，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老子有钱了。他没有。车还是那辆开了七八年的老本田，房子还是纺织城旁边那套住了十几年的三居室。有朋友拉他投资餐饮，他笑笑说，我就懂个内衣，别的不会，不瞎掺和。我问他，那你赚这么多钱，日子总得有点变化吧？他想了想，说了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 “以前去原料厂拿货，人家要求现金结账，我手头紧，得陪着笑脸跟人家商量能不能给个账期。现在不一样了，兜里有钱，不用看人脸色了，想什么时候拿货就什么时候拿。” 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跟聊今天吃了什么一样平常。我听完心里挺感慨的。我叔说，他现在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厂里转一转，摸摸他的布料，看看他的机器。日子嘛，跟以前一样，该干嘛干嘛。兜里有钱，心里不慌，就够了。

结婚前，我是个特别爱记录的人。手边总有个本子，记每天做了什么、想了什么，看过的电影票根也一张张夹在里头。
生大宝那会儿其实也记过一阵。但那段时间太难了，翻开全是苦闷——孩子哭，我也哭，一页页写下来，后来就不敢再翻开了。那个本子被我塞在书架最里面，再没拿出来过。这五年，我一头扎进带孩子里，把自己弄丢了。我不记得上一次一个人好好吃顿饭是什么时候，不记得上一次逛街买衣服是哪一年。手机相册里全是孩子，没有一张自己的照片。有时候对着镜子，看着里面那个头发随便一扎、眼圈发青的女人，会觉得特别陌生。然后他提了离婚。很坚决。说实话，我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孩子还那么小，一个四岁，一个不到七岁。我想再试试，找他谈了无数次，发过的消息可以拉好几屏。他要么不回，要么只有几个字：不想过了。后来我就不找了。因为我发现一个比离婚更让我心寒的事——他根本不在这个家里。孩子一两个月见一次面，家对他来说是个偶尔回来睡一觉的地方。灯泡坏了我换，孩子病了我一个人带去医院，家长会永远只有我出席。而他，连提离婚都是让律师来传话。那一刻我突然就死心了。一个连分开都不敢当面说的人，还指望他扛什么。我同意了。同意之后最难的部分，是两个孩子。他们还不懂什么叫离婚，小的那个每天还是笑嘻嘻地往我怀里钻，大的会问，爸爸怎么又不回来。我抱着她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未知，所以害怕。带着两个孩子以后怎么过，钱够不够，能不能兼顾工作，以后她们会不会怪我——这些问题每天晚上在我脑子里转，转到天亮。但我最近也开始做一些很久没做过的事了。比如用手机记点东西，拍下两个孩子的日常，中午难得自己煮了碗面，也郑重其事地拍一张。我开始重新想起那种感觉——不是谁谁的妈妈，也不是谁谁的妻子，就是一个女人，在过自己的日子。这条路挺难的，但我要带着两个孩子走出去。